年鉴编纂与运用中彰显文化自信 

陈星界 黎美君 

　　摘　要：年鉴作为年度综合性的文献资料，对树立文化自信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无论从历史与文化内在的关联，还是从保存文化、阐发民族文化的角度来看，年鉴工作与文化自信都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年鉴编纂作为年鉴工作的基础环节，保持差异性、彰显底蕴、体现全局，同时谨慎使用文化的扬弃、加强标准化建设，都是必不可少的。年鉴的应用是年鉴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要求更加生动并多元化的展示形式，并主动参与到地方的工作中，同时加快推进应用的产业化。无论是编纂还是运用，均在不同角度体现出文化与文明的汇集结果和发展现状，从中展现出文化自信。 

　　关键词：年鉴工作　文化　文化自信

　　文化是一个民族共同的记忆，具有稳定性，是人民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党的十九大提到：“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为更好地担负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勇挑年鉴工作的责任担当，坚定文化自信是必然选择，同时也对凝心聚力、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着重要意义。 

　　一、年鉴承载文化自信 

　　年鉴在文化自信中的责任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历史与文化的内在关联性 

　　年鉴作为一种历史记录，与文化命题有着内在关联性。史学研究中有种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文史互证”，其一是用文化来考证历史，即以诗文为史料，通过发现其中时间、地域、人物等历史要素与史籍所载相参证，从而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真相。如我国史学家陈寅恪最后一部作品《柳如是别传》，就是通过研究诗文来考证明清时期政治社会的一个例子，这对当时历史记录不全不齐的状况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其二是用历史来考证文化，即从历史的记录中对诗歌、风俗等文化形态进行考证和解读，如果历史记载失实或缺乏某些部分的记录则会走向一种扭曲化、神秘化的解读。如我国端午节包粽子的习俗是为了纪念屈原，这就是历史对文化的一种解释，使得后人通过历史对前人的文化有更明确的理解；如过年放鞭炮来驱赶“年”兽的传统，有明显的神话主义色彩，就是因为历史演变过程中，在记录这一习俗的诞生和发展中是缺项的，导致后人在解读这个文化习俗的时候走向一种“唯意识论”的形态。所以，如果年鉴编纂的时候记录不全或者是歪曲了某些历史内容，则会导致后人在使用年鉴参考的时候产生扭曲，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生误解。可见，年鉴工作与文化形态的关联性体现在文化活动的实践、文史的验证中，两者相互影响，是具有联动性的。 

　　（二）保存文化的角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深入思考社会主义文化问题，多次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深刻阐述了文化自信的基本内涵、重要意义，形成了重要的思想成果——“文化自信”，凸显了文化自信的时代价值。[2] 

　　各个民族悠久的历史之所以能够在时代变迁中留存下来，不只是因为长期生活在同一片土地或是拥有长期抵御外敌赢得自救的民族精神，其根本原因主要是具有着强大的文化，这要归功于具有文字记录历史的习惯。从犹太民族身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犹太民族被流放到世界各地两千多年后，但他们始终记录和传承历史和文字，使得即使他们流散各地依然以民族的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最后得以复国。而用口头的方式来传承记忆则是很危险而且容易被歪曲的，更容易因为人的死亡、朝代的兴替导致历史的灭失、文化的失忆。如很多土著文明，由于缺乏历史记录，最后泯灭在历史长河中不为人所知，仅能从其他文明的历史中找到一丝他们曾经存在过的历史痕迹。所以，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能够最大限度地得到保存。要满足“文化”的留存，年鉴作为历史记录的资料性文献，内容详实，资料丰富，对传承文化记忆具有重要作用。 

　　（三）阐发民族文化的内涵 

　　年鉴工作“不仅有助于坚定文化自信，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更有助于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更多智力支持和更大精神动力”。[3] 

　　年鉴作为一种资料性的工具书，“具有地方区域性、历史资料性、内容综合性、时间连续性等特征，发挥着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这些基本特征和作用是其他任何一种著作都无可比拟的”。[4]这也决定了年鉴工作在坚定文化自信上责无旁贷，需要负担更加重要的文化责任。同时，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要求文化自知、自明、自觉，即每个民族、国家成员对文化充分的、全面的认识，否则其文化自信的根基是不稳固的，其信心是表象性的、阶段性的。所以，年鉴的编纂过程是一个自我明晰的过程，是一个地方在进行自我的文化对话、总结升华提炼和自我反思修正的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的一个方式，更是增加和实现其权威性的一种方式。地方综合年鉴通过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方面的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地方发展的独特创举、贯彻情况与鲜明特色，实现对民族文化的阐发和诠释。这种不断总结、阐述、记录、诠释的过程是这个民族的成员在形成发展共识、提升社会责任感、增强“五个认同”、凝心聚力的过程。这要求年鉴编纂工作者要有更大的耐心去研究当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深入研究省情地情，对文化有高度深刻的认识，在年鉴编纂工作中体现出文化自信。 

　　二、年鉴编纂展示文化自信 

　　年鉴编纂展示文化自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彰显文化底蕴 

　　一方面要突出“底”这层含义，“底”即为根基，所以年鉴编纂绝不能成为各部门总结报告的罗列，不仅要叙述、记录好每年事物运动和发展状况，而且要把当时发展基础的、根基性的、指导性的东西显现出来，这样的“底”决定其他事物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效果。另一方面，要突出“蕴”这层含义，“蕴”即为包藏、包含、集聚，所以要把隐含在事物发展背后的一些要义显现、体现出来，否则年鉴连其发挥鉴戒作用都无法发挥，更别提坚定文化自信了。因此，年鉴编纂人员不仅要加强政治理论和国家方针政策学习、史志业务学习，还要加强各方面知识的涉猎，树立科学的历史观、国家观、文化观。此外，必须不断提升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质量评审标准，打造年鉴精品，让专家队伍参与到年鉴编纂的审稿、校订中来，组建高素质、专业化的年鉴编纂专兼职队伍，开门办年鉴，成立跨领域、跨行业的专家库。 

　　（二）坚持文化差异性 

　　地方综合年鉴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而文化自信是建立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年鉴编纂中客观认识到本区域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差别，更要摆脱不同地区进行攀比和自馁的心理，在不同的文化中能够坚持自己的文化特色，能够求同存异。因此，客观地认识和处理好这种差异性，认真地记录各地区的特色。这一点在不同省域年鉴中很容易得以表现，但是在同省的县域年鉴中，尤其是涉及新的行政区域划分时，原属的或邻近的两个县域年鉴就可能有趋同化的倾向。 

　　（三）体现全局观念 

　　堆砌简单的历史事件的方式，最终走向的是事件的分割甚至是对立，让读者不知所云；而具有全局性的观念，则在体现各个对象的相互影响、联系、作用中，表现出历史发展的趋势，要在宏观背景下去理解各个事件。所以年鉴编纂工作者并不能满足于记录一定区域内的历史事件，更应该多做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维度上的研究和尝试，既要有地方眼光，更要有国家和世界的视野。要在高度聚焦、基础性的研究和更加宽泛的研究之间保持对话，这样更容易了解地方性和普遍性框架之间的联系，更容易发现问题所在，才能让地方性事件的内涵充分发挥出来。 

　　（四）谨慎使用文化的扬弃 

　　对一些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要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作为年鉴编纂工作者在进行存史记录的时候，就要谨慎、审慎地使用“去其糟粕”的特性，更加要注意具有倾向性的词汇。譬如，对某些地方封建迷信的一些做法，已经确定为“糟粕”的、要被淘汰的内容，可以在年鉴中略写或体现出其必然消亡的倾向。但是对有一些即使暂时看起来不具有积极性的、新生的文化，却也可能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些尚在发展中、前途未明的文化，则依然需要做到客观体现，避免倾向性。譬如，外国的嘻哈文化从黑人中诞生，最早的时候充斥着暴力、脏话、犯罪等低俗内容，而在其后的发展中，逐渐摆脱“低俗”的标签，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表现形式，甚至嘻哈文化成为了代表美国黑人文化特征的一种独特形式。所以我们在面对自己的新文化的时候，也需要有更大的包容心，摆脱对文化的偏见和倾向，在年鉴编纂中更是要谨慎使用扬弃，尽可能客观、全面地存史。 

　　（五）加强标准化建设 

　　推进年鉴编纂的标准化、科学化是实现年鉴规范的有力保障，也是提升年鉴的权威性、影响力的强大基础。年鉴工作不是史志部门自己的工作，而是由地方各个部门通力合作的结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依然有很多单位敷衍了事、不配合，材料缺项、失实、语焉不详的现象并不鲜见，所以年鉴编纂中的文化自信，也是史志工作的自信，标准化建设不能仅仅在史志系统内部产生约束，更应该探索拓展到各个年鉴供稿部门，完善好年鉴编纂的督办机制和惩戒机制，规范年鉴编纂。 

　　三、年鉴的衍生应用弘扬文化自信 

　　年鉴工作要坚定文化自信、要彰显文化自信，最终要体现到年鉴的应用过程中。年鉴工作者更应该对年鉴的实用价值多一点自信，将年鉴打造成体现一个地方特色、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窗口。 

　　（一）年鉴的展现方式更加“自信”，更加生动化、多元化 

　　扩展影像化的年鉴记录、展示形式，未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也许能利用VR技术、多维空间技术等增加阅览年鉴的体验。要加快推进年鉴成果的转化、应用和延伸，促进年鉴工作与地方其他工作的融通创新。如可与当地的地情宣传类节目、旅游类节目进行合作，采用互联网、广播等制作鲜活生动的各类地情宣传视频、纪录片。既要用年鉴的编纂记录下各个领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鲜活事项，又要主动挖掘各地地情中能够体现发展成果的那些部分，提升主动传播和宣传的意识，适应好目前大数据、互通联动、共享互助等要求，利用好自媒体等方式，使年鉴资源能够更加便捷地被大众所掌握，让年鉴资源展示成为一个立体、全面、生动的发展范例。 

　　同时，要加快推进年鉴馆网建设，利用好在建的方志馆，将其打造成集存史、资政和教化一体的平台，实现“国情、省情、地情教育基地”的目标，培养爱国感情和地方记忆，[5]激发受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而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到的“要以培养负担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的要求。 

　　（二）积极利用年鉴，参与地方工作 

　　目前年鉴工作依然集中在编纂这个步骤，与党史的运用相比，对年鉴的应用则做得不够，仅停留于出书以供资政参考的阶段。而各地史志办对年鉴的应用也没有硬指标、硬规定，因此在这方面也做得比较少。要多探索、多谋划年鉴的应用，要大胆走出去，积极参与到地方工作，如街区、口号宣传语的命名，招商引资，历史遗存的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申报、规划、建设、节庆举办，发展项目论证，辅助社会治安等。要多鼓励各地积极探索一些年鉴应用的新方式，加强优势做法的交流和借鉴，尽快把一些比较成熟的做法通过细则、工作手册等方式固定下来，不断拓展年鉴应用和服务的新领域，更好地服务好中心大局。 

　　（三）推进年鉴应用的产业化 

　　近年，在年鉴的编纂领域已有一些市场主体开始参与到年鉴的编纂当中来，这是年鉴编纂市场化的表现。有些人担心这种市场化若是处理不得当，会淡化“官办”的特性。然而，在年鉴的应用领域却没有这种担忧。地方综合年鉴应用产业化，一直做得并不到位。一方面有运作不成熟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在理论界存在着认为走向市场就会造成对年鉴官办性质的冲击，[6]影响年鉴的质量；还有第三方面在于，因产业化之后可能让年鉴工作、年鉴部门被要求“自负盈亏”，从而脱离政府的“资助”，因此很多人不主动甚至不愿推进年鉴应用的产业化。 

　　其实，年鉴应用如果产业化后更容易利用优胜劣汰的规则，来促进年鉴编纂的质量提升。另外，要相信我们一贯以来的从上到下的文化监控能力、引导能力，要相信我们长期以来的文化工作的经验和领导能力，这也是一种文化自信。因此必须要抛开短见和偏见，尽快走出年鉴应用的安全区。但在对生存没有那么迫切需要的时候，人们往往不会主动地走出安全区。现今推进的史志机构事业化改革，推动了年鉴工作逐渐面向市场，使得综合年鉴作为地方各方面信息的载体，通过推动年鉴应用作为信息产业进行发展。年鉴编纂中所体现的年鉴信息对于许多产业的运用来讲显得比较“原始”，因此年鉴应用产业化关键在于促进年鉴信息的精细加工，形成参考型、资政型、信息型的产品，在市场中体现年鉴价值。 

　　四、结语 

　　年鉴作为综合资料性文献，在彰显文化自信方面具有其他成果无法取代的作用。从它自身的特性上来说，它与文化形态之间的相互印证和解读，能够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为文化自信提供依据和内核；它通过记录历史，使得民族精神和记忆得以传承。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中，年鉴的作用得到了丰富，它通过讲清楚建设事业阶段性发展的脉络和走向，能为建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能提供给我们对阶段性的工作进行反思和对话的机会，能督促我们及时地升华、提炼、厚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 

　　作为年鉴工作者，更要在年鉴工作的实践中，充分地彰显出文化自信。年鉴工作主要包括年鉴编纂、年鉴理论研究和衍生应用三个方面。年鉴编纂是进行理论研究和衍生应用的基础。年鉴编纂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要将事物发展背后的基础的、根基性的、指导性的东西显现出来，从而发挥出年鉴鉴戒的作用。这要求年鉴工作者具备高度的政治素养、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丰富而专业的知识储备。在编纂中要注意体现出区域的特有的差异性，同时，也要从全局角度揭示出地方性和普遍性框架之间的联系。在年鉴编纂中还要谨慎使用文化的“扬弃”，这种文化包容之心也是一种自信。理论研究是增强年鉴和年鉴工作者话语权的重要方式。应该打造一批省级和地市级的年鉴研究平台，激发年鉴工作者对年鉴理论研究的热情；要建立激励年鉴理论研究和创新的长效机制，对优秀的理论成果要实行科学的逐级推荐机制，推进成果的转化、应用和延伸；要充分利用好年鉴资源，加强地方重大决策、战略、项目的论证和研究，将年鉴建设成为地方综合智库之一。衍生应用是年鉴彰显文化活力、扩大受众的关键环节。应该与时俱进，生动地向人们展示年鉴的成果，培育爱国感情和地方记忆；要把一些比较成熟的、年鉴服务中心大局的做法通过细则、工作手册等方式固定下来，不断拓展年鉴应用的新领域；要以年鉴应用产业化，促进年鉴信息的精细加工，在市场中体现出年鉴价值。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版。 

　　[2]曲青山：《关于文化自信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9期。 

　　[3]冀祥德：《用精品记录新时代用奋斗铸就新辉煌——在中国年鉴精品工程研讨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3日，中国方志网：http://www.difangzhi.cn/zgdfz/ldjh/201805/99abfcbc24d948d79db7eec092c595bf.shtml［2018年5月8日］。 

　　[4]刘星：《弘扬方志文化 增强文化自信 为实现总目标提供历史据证和智力支持》，《新疆地方志》2017年第4期。 

　　[5]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坚定文化自信 牢记方志使命》，《奋斗》2018年第7期。 

　　[6]丁夕友：《关于“年鉴信息产业化”问题的思考》，《年鉴信息与研究》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