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团结带领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蕴含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生动阐释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集中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家宝，也是党史学习教育的根本要求。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实事求是；党史学习教育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0年来，我们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团结带领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精髓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这其中一脉相承的“脉”是什么，与时俱进的“进”在哪里？本文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尝试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中寻找答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蕴含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党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重要会议和重要场合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顾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入总结党在各个时期创造的理论成果、积累的宝贵经验、铸就的伟大精神，深刻阐明党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的中国方案和中国主张，深远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这些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了真理性和价值性的有机统一。
1.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
立场，是人们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的立足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以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为价值追求的立场，就是人民大众立场。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立场就是人民大众立场，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坚持这样的立场，我们又为什么要坚守这样的立场呢？
从马克思17岁中学毕业时一篇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找到共产主义者的“初心”。他写道：“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1]。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人民大众立场的思想进行了深入展开和明确表述：“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少数精英”立场，也绝不是“价值中立”立场，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将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和历史使命。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在马克思之前，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论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3]。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贯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条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思想主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人民作为实践主体、认识主体、价值主体、历史主体出发，对坚持人民立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作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论断，进一步创新发展了我们党关于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重要理论，深刻回答了“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问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重大贡献。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回答“为了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实现人民幸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构建起民生领域改革的“四梁八柱”，突破了许多以前未能突破的关口，解决了许多以前未能解决的难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形成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根本动力和根本价值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关于人民立场的思想实现了新的飞跃。2020年，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党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计成本、不计代价，全力救治患者。据统计，在湖北，累计治愈80岁以上的新冠肺炎患者达3600多人。作为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截至目前，我国累计确诊病例11万多例，只占全球确诊人数的0.65‰。反观一些平日自诩“民主”“人权”优等生的西方发达国家，寄希望于所谓“自然群体免疫”，导致疫情肆意蔓延。美国人口约占全世界人口的4%，确诊人数却已超过全球确诊人数的19%，高达3400余万人，死亡数高达61.8万人，高居各国榜首，而且每日确诊人数还在以超过一万人的速度增长。如此鲜明的反差，充分彰显了我们党不惜一切代价阻断病毒传播、守护人民健康、坚持生命至上的强烈责任担当。2019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罗马会见意大利众议长菲科。临近结束时，菲科突然问：“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习近平总书记回答：“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5]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再次强调：“人民就是江山，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6]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时代体现，是在新的历史起点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指南。
第二，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回答“依靠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既是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因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中国人民奋斗出来的!”[7]对于中国人民在建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8]，“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坚持紧紧依靠人民”[9]。他将“人民”视为“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共和国的坚实根基”“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10]。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就一定能够不断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1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主体地位的深刻论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之源，是对我们党“依靠谁”的鲜明回答，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尊重人民、信赖人民、依靠人民的坚定自信。
第三，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作为一个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是谁？”是每一个共产党人需要经常思考的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清醒而深刻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反复强调，“我们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12]“每一个共产党员，不论职位多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13]“党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14]，共产党的干部要“把自己也当成老百姓，不要做官当老爷”[15]。他深刻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2019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我们“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16]。这些论述，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公仆意识和人民情怀，生动阐释了我们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深刻内涵，时刻提醒各级领导干部要更加珍惜人民给予的权力，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2.生动阐释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观点，是人们对事物的看法。马克思主义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规律的科学认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观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就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多个场合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在21世纪的中国该如何坚持和运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好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不断提高解决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
第一，坚持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观点，强调始终坚定信仰信念信心。马克思划时代的贡献在于，把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发现了社会的基本矛盾，指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从而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恩格斯高度评价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17]。这个科学理想，激励和鼓舞了全世界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之奋斗、为之流血牺牲。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理想信念的确立，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不是一时的冲动，光有朴素的感情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深厚的理论信仰作支撑，否则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发生动摇。”[18]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要认识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要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理想信念的重要论述，为我们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来认识当今世界的变化及其趋势，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
第二，坚持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观点，强调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历史必然性和发展阶段性相统一的过程。一个社会的发展进入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处在什么历史方位，并不是单纯的主观判定，而是对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矛盾变化、阶段性特征的科学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从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判断，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国内国际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论断，既遵循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又根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变化，及时精准地定位了我国社会发展新的历史坐标。这对于我们辩证认识不断发展变化的国情，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第三，坚持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统一的观点，强调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矛盾和问题是普遍存在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样也是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的同时，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创我们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管党治党新局面，这是我们党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坚持改造主观世界、依靠自身力量修正错误的生动体现。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19]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两个伟大革命”的重要论述，创造性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大问题，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引领伟大斗争、伟大事业、最终实现伟大梦想提供了根本遵循。
第四，坚持认识和实践辩证统一的观点，强调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0]。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动力，也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经验时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面对不断发展的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只有几十年实践、还处在初级阶段，事业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越多，也就越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2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论述，揭示了新时代如何正确处理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的关系，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第五，坚持物质与意识辩证统一的观点，强调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革命精神。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物质决定意识，但并不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而且认为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巨大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22]。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革命精神对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作用，也进行了生动的阐述。比如，“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3]，“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24]。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专门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指出：“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25]习近平总书记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巨大反作用，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了重要支撑。
3.集中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这里所说的方法，是指导我们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思想方法和科学思维方法。众所周知，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思想方法，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概括。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26]可见，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治国理政中的科学思想方法和思维方法，强调运用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等科学方法观察、思考、分析问题。这些科学思维方法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动体现。这里，我重点谈谈对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的理解与认识。
第一，战略思维，就是要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它主张把解决具体问题与解决深层次问题结合起来，把局部利益放在全局利益中去把握，把眼前需要与长远谋划统一起来，把国内形势与国际环境统筹考虑，努力占据观察事物、分析问题的制高点。战略思维为什么重要 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深刻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2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胸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些都是运用了审大势、观大局、抓大事的战略思维来谋划推进事业发展，从而保持战略定力、争取战略主动、赢得战略优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指明了正确前进方向。
第二，历史思维，就是知古鉴今，善于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指导现实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28]他注重从历史、现实、未来的贯通中把握历史规律和发展趋势，联系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来思考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500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来认识社会主义运动的前进方向，联系中国近代以来180多年奋斗史来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联系100年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来把握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2019年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为亲自决策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发来贺信，强调“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29]。这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深邃的历史思维、深厚的历史情怀和强烈的历史担当，为我们不断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做好本职工作、更好走向未来注入了新的动力。
第三，辩证思维，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30]。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科学运用辩证思维方法，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统筹兼顾化解矛盾，能够采取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妥善处理好局部与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一般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经济社会发展核心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揽发展和安全问题，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把握世界格局演变中复杂的矛盾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照；等等。这些都是运用辩证思维认识当代中国问题得出的科学结论和成果，有助于我们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更加自信从容地应对各种风险和困难的挑战。
第四，底线思维，通俗地说就是凡事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底线思维是富有前瞻性和忧患意识的思维方式。面对新发展阶段，我们仍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但我们党所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面临的各种风险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这是习近平同志强调坚持底线思维的根本含义。针对治国理政的底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31]；针对对外交往的底线，他指出，“我们爱好和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正当权益，更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32]；针对管党治党的底线，他强调，“有些事情在政治上是绝不能做的，做了就要付出代价，谁都不能拿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儿戏”[33]。这些重要论述对于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忧患意识，坚决守住防范重大风险的底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家宝，也是党史学习教育的根本要求。
1.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创立170多年来，至今依然发挥着其他任何理论、学说都不可比拟的作用，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追根溯源，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今天，我们在学习、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时，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我们党的领袖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这里，我重点谈谈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总书记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从创立之初，便遭受各种错误思潮和观点的攻击、诽谤和歪曲。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捍卫者，始终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终其一生都在与这些错误观点和思潮作斗争，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为发展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19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学者杜林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和“革新科学”的幌子，对马克思主义发起全面攻击、肆意进行歪曲，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要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就必须对杜林予以批驳。为此，在马克思的大力支持下，恩格斯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写下了一系列批判杜林的文章，针对其从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学说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一一进行了回击，并且在批判杜林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科学完整的论述，形成了理论巨作《反杜林论》。这部重要著作的问世，对于保卫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维护科学社会主义纲领、推动德国工人运动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同时，作为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始终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他反复告诫人们：“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4]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认为这一著作中的论断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实践和形势的发展，他们一旦发现有的论断不符合实际情况，就通过再版的机会及时修改和丰富原来的认识。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35]
列宁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领导俄国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列宁主义。列宁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实践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他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首先，列宁坚信马克思主义。他指出：“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36]同时，在实践中，列宁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神圣化、绝对化，特别强调要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国具体革命运动相结合。列宁指出：“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37]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38]。
正是秉持这种科学态度，列宁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变化，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39]的重大论断，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有力地推进了俄国革命的进程。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鼓舞和推动了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
毛泽东同志崇敬马克思、坚信马克思主义，但他不盲崇、不迷信，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建党初期，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重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要不要中国化以及怎样中国化等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教条主义的主张，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主张，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中国化。毛泽东同志坚持的就是第二种主张，也就是被中国革命胜利实践所检验的正确主张。
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为了反对红四军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写下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在文中，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40]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41]。这些重要思想，为中国共产党人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石。
邓小平同志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既“不丢老祖宗”，又“讲新话”，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丢老祖宗”就是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早在苏联求学期间，邓小平同志就立志“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42]。1984年，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谈到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并强调：“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43]
“讲新话”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面对长期形成的思想禁锢状况，邓小平同志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振聋发聩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44]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45]，以非凡胆略和政治魄力创造性地回答时代新课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进行了一系列精辟的阐发。他反复强调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46]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杜绝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他指出：“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同时，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47]
可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革命的科学和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抽象的学理和不变的教条；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分析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而不是拘泥于经典著作中的个别论断和具体表述、作片面化教条化的理解。这样的态度，正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以贯之的立场追求，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也贯穿于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历程。
2.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强大思想武器
马克思深刻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48]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这面精神旗帜，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使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第一，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成为首要问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使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挫折。从革命斗争的失误教训中，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基本国情，面对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革命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开辟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成果。通过回顾《论持久战》提出的时代背景及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会对这一点产生更深刻的认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大行其道。中国能否取得抗战胜利？如何才能取得胜利？中日战争的过程究竟将怎样发展？这些问题亟待得到明确回答。对此，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战争双方存在着的相互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国我大国、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据此科学预测，中国既不能速胜，也不会亡国，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只要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大大增强了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抗日战争的实践和结果，充分证明了抗日持久战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经典例证。
第二，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当时我们党面临的崭新课题。刚开始，我们学习苏联经验。但经过实践，我们党很快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局限，认识到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同志经过慎重思考，提出要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戒，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论十大关系》的提出，就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统一的原理，观察分析社会主义建设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及这一基本矛盾在各个方面的展开，科学论证了正确解决矛盾问题的哲学思考与战略考量。
《论十大关系》共论述了经济、政治两个方面的十条关系，指出“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49]。这是我们党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对于马列主义理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50]。“十大关系”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自己新的重要认识，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对当时和未来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作用。
第三，成功开创并坚决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对中国国情作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全局性、整体性的判断，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对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等重大问题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我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陷入低潮，我们党和国家遭受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当如何继续向前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在这个紧要关头，邓小平同志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决有力地支持党和政府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并发表十分重要的南方谈话。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视察途中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51]南方谈话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社会发展动力论、人民群众历史主体论等，辩证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实践和经验，就社会主义本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先富与后富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创造性回答，驱散了人们思想上的迷雾，保证了党和国家事业前进的正确方向，为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
第四，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科学分析当今中国和当今世界的现实问题，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现实国情，审时度势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判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同时赋予科学社会主义新的时代内涵，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暂时处于低潮的形势下，引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我们党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紧要关头，科学回答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勇于以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和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带领中国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树立了新的里程碑；顺应时代发展，胸怀“两个大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破解“人类社会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些历史性伟大成就，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进一步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吸引力、影响力，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的历史，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党史学习教育的目标要求，也是深化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路径。
第一，树立正确党史观。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树立正确党史观。树立正确党史观，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学习党史、研究党史。如果党史观错误，不仅达不到学习教育的目的，反而会南辕北辙、走入误区。只有以正确党史观指导党史学习，才能把握历史规律和历史大势、科学总结借鉴历史经验，才能坚定理想信念、发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树立正确党史观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根本观点，是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只有坚持用唯物史观认识党史，把现实置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进行思考，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党史上的重大问题，才能更好地把握好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分清主流和支流、现象和本质，才能更好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总结经验，更好地走向未来。
第二，科学研究党的历史。党史研究的政治性、意识形态属性都很强，只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运用科学原理和方法，坚持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才能取得有价值的成果。针对如何研究党史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比如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他认为，“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再比如“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52]。
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53]。这就要求我们着眼于宏观历史进程，运用科学原理和方法，把百年党史放在历史长河中审视、放在时代大潮中把握、放在全球风云中对比，不仅要将党史与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联系在一起，而且要上溯到中国近代史乃至中华民族史，扩展到人类文明史和世界发展史的广阔视野，从而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成立发展的历史源流、民族基因、实践基础和世界意义。
第三，旗帜鲜明批驳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了研究党史的一些错误倾向，并强调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这就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只有坚持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才能坚决反对任何歪曲、丑化、否定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才能坚决守好各类意识形态阵地，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我们要从学习、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坚定信仰信念、汲取智慧力量，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传承红色基因、锤炼过硬本领。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建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让马克思主义展现更加耀眼的真理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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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页。
[4]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14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4页。
[49]《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页。
[50]《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页。
[5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52]《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0、402、399页。
[53]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本文系谢伏瞻同志2021年6月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的文稿，在本刊发表时略有删改。
（作者谢伏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主席，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