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年鉴的存史与鉴今

——《郭沫若研究年鉴》学术价值刍议

张勇*

　　摘　要：《郭沫若研究年鉴》出版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从促进现代文化发展和推进郭沫若研究深入开展的角度来讲，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性。《郭沫若研究年鉴》除了具备一般年鉴的社会功能外，还具有全面客观保存有关郭沫若研究的年度学术资料的存史功能。通过持续性出版，可以逐步形成郭沫若研究学术史观，在对年度学术论文编选“二次加工”的过程中，更正其中所出现的常识性错误，以此构建和强化郭沫若研究的学术规范。另外，通过对年度研究资料索引所提供的统计资料进行数据分析，可对该学科进行合理定位，这对于发现郭沫若研究中显性和隐性的问题，并找寻郭沫若研究的突破点，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学意义。

　　关键词：郭沫若研究 年鉴 学术价值

　　据相关资料统计，截至2015年底，我国已编纂出版的年鉴多达5000余种[1]，涵盖了社会各行各业。各种门类的年鉴创办与出版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其中以学术研究型为主的年鉴是众多类型年鉴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问世的《郭沫若研究年鉴》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在学术年鉴出版体系中，《郭沫若研究年鉴》创办时间并不长，是一部新近面世的有关郭沫若研究的年度学术资料汇编。2010年，郭沫若纪念馆、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等单位共同倡议，并联合创办《郭沫若研究年鉴》。该年鉴2010卷至2012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自2013卷起改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以此《郭沫若研究年鉴》纳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年鉴出版体系之中，成为与《中国文学年鉴》《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等以一级学科研究为主体的年鉴并列的年鉴类出版物。

　　作为目前为数不多的以人物为编纂对象的年鉴[2]，在借鉴其他各学科年鉴创办经验和栏目设置的基础上，《郭沫若研究年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编纂风格，推出特色栏目，在郭沫若研究学界产生重要影响，成为郭沫若研究所必备的资料类工具书。

　　一、创办《郭沫若研究年鉴》的必要性和现实性

　　长期以来，我们认识历史的重要角度和途径是研究杰出历史文化名人，然后便以点带面，由对人的研究进而形成对历史的整体性观照，这种学术研究的方法和思路与我们的学科布局和研究队伍的现状也是相符的。任何学科的学术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大量的、精确可靠的文献史料基础之上，《郭沫若研究年鉴》便是基于以上的历史认知和研究策略的基础上创办而成的。

　　1.郭沫若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历史人物，其学术成就几乎涉及哲学社会科学所有领域和学科，特别在文学创作、历史考古、翻译等领域极有建树。有关郭沫若研究如果从第一篇文章《〈女神〉之时代精神》发表至今，已有近100年的历史，如果用世纪纪元的方式来表示应该是一个世纪之久。从时代变迁角度来看，郭沫若研究历经多次社会重大历史变革以及文化转型，与当代社会已经有了时间间隔，特别是“代际”划分的现象比较明显，此种情况下郭沫若研究想要突破目前的瓶颈必须进行历史俯视和总结，这也亟需如《郭沫若研究年鉴》这样综合性的资料汇编出现。

　　在郭沫若研究近百年的历史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学术论著，涌现了一批杰出学者，形成了自己研究的特色和方法。郭沫若研究也是当下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史学史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在国际上，亚洲、美洲和欧洲的许多国家都有著名学者从事郭沫若研究。如何条分缕析、分门别类地归纳总结郭沫若研究年度成果，发现郭沫若研究规律性演变的历史，从史学史的角度来提升郭沫若研究的水平，是目前该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郭沫若研究年鉴（2010）》编后记中就有这样的表述：“郭沫若研究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了，编一部《郭沫若研究年鉴》却是首次。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郭沫若研究应该做一些研究文献的积累、整理工作。”这就明确反映出《郭沫若研究年鉴》编纂和创办的宏大历史使命，同时也说明《郭沫若研究年鉴》创办的历史必然性。

　　《郭沫若研究年鉴》总体框架的建构也是在这一指导方针下进行的。具体表现在，《郭沫若研究年鉴》共分为学术研究、资讯动态和资料集锦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年度成果纵览，按照学科划分和论文研究内容刊登出年度郭沫若研究的代表性学术成果；第二部分通过对郭沫若研究学者的访谈、著名学者的学术回忆、年度有关郭沫若的学术会议综述以及有关郭沫若方面的公众教育和展览等方面资讯和动态，多视角展示郭沫若研究的现状；第三部分主要刊登年度与郭沫若相关的研究资料和郭沫若纪念馆馆藏的文献资料，为学术研究提供基本的史料依据。《郭沫若研究年鉴》中年度学术研究成果选编是研究重心，资讯动态发布展示是研究趋向，文献史料收集整理是研究基础。这三个部分互相映衬，全面客观地反映出郭沫若研究的年度现状以及发展的趋势。

　　2.郭沫若研究的综合性特征，也需要一部学科贯通性质的年度研究成果集成。郭沫若所取得的成就是全面的，涉及文学、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翻译学以及社会学等多个方面，而现有研究现状由于学科划分的界限，无形中造成了主观研究上的壁垒，如文学研究中的史学因素，郭沫若历史剧创作中涉及到诸多史学理论和古史研究的问题，对此的解读和阐释就不应只是单纯的从文学创作的方面出发，而应该融入史学的分析。因此，面对当下郭沫若研究中所呈现出学科独立单行的现状，有必要形成学科间的交叉互动、整合并行的研究思路，这也是郭沫若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

　　2010年《郭沫若研究年鉴》创办前，郭沫若研究年度学术成果的数量虽然呈上升的趋势，但如果加以仔细考察便会发现这些成果中重复研究的现象较为普遍，相同的选题、相似的视角形成了郭沫若研究中循环论证的现象。特别是如对《女神》这样经典作品的重复研究更是触目惊心，《女神》研究中文学思想和艺术特色成为永远也绕不开的话题，每一年都会有类似的研究文章出现，观点的复述和方法的重合使得此类文章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并不高，甚至有些文章题目上的重合率都很高。另外，2010年前郭沫若研究成果发表刊物的档次普遍不高，转载率不高。作为一种学术评价体系，虽然核心期刊和转引率并不能代表该研究的全部方面，但是从一个侧面来讲，也可以反映出郭沫若研究整体水平不高、权威学者不多、社会影响不强的客观现实。再者，2010年前郭沫若研究重文学思想轻史学考古的现象未有根本改观。郭沫若不仅博古通今、才华横溢，在中国文学、历史、考古、书法等领域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且还学以致用、关注现实，为新中国的社会解放建设和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郭沫若研究领域中重文学艺术解析轻历史史学考辩、重文艺思想归纳轻考古文字辨析的现象愈发突出。

　　相较于鲁迅研究、老舍研究等中国现代文化研究领域，郭沫若研究相对滞后，重要原因是因为郭沫若学术成果跨度大，要进行宏观研究的确很难。目前大多数研究者只能按照学科进行条块化的分割，这也就形成了郭沫若研究中文学、史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多种研究成果分离却又共存的现象。如何尽快融合郭沫若研究的学科领域，打通郭沫若研究的学科间壁垒，形成郭沫若研究的通识成果，是目前郭沫若研究急需突破的难点之一。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研究者自身的，也有社会政治的。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从自身寻找原因，郭沫若研究要突破现有的研究壁垒，需要有一个对现有研究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有针对性的解决上述诸多问题。另外，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原因，郭沫若研究者的成果多是建立在资料掌握不准确的基础上，有鉴于此，我们也迫切意识到有必要创建一部年度郭沫若学术资源的文献汇编，为国际国内的学者提供最全面、最精确可靠的有关郭沫若与20世纪中国相关的学术资源，这是《郭沫若研究年鉴》创办的现实需求和目的。

　　因此，无论是从宏观历史研究和认识的需要，还是微观上郭沫若研究的客观需求，《郭沫若研究年鉴》都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郭沫若研究年鉴》主要学术功能解析

　　《郭沫若研究年鉴》的创办出版，无论从宏观上对于已有年鉴体系的完善，还是微观上对郭沫若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都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郭沫若研究年鉴》自2010卷创办以来，通过连续出版发行形成了持续的学术影响力，对郭沫若研究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郭沫若研究年鉴》除了具备一般年鉴的功能外，还具有自己鲜明多样的学术价值和特色，具体有如下几点：

　　（一）汇集郭沫若研究年度重要的学术资料

　　“鉴”的本源意义是“大盆也”，是“可以取明水于月”，意思是通过对资源的汇集后可作为观察审视相关事物的标准，而作为衡量标准的前提必须是具有足够多的本源信息。学术年鉴的创办和命名便秉承这一理念原则，成为各学科的年度成果汇编，因此“资料性是年鉴的首要基本特点，是它的第一属性”[3]。但学术年鉴并不仅仅只是进行年度资料的堆积，而是对本研究领域年度内所出现资料的收集、整理、选择的系统过程。这个过程中涵盖了诸多环节，面对一年来本领域诸多材料不可能照单全收，如果这样做学术年鉴就与一般的资料集没有任何差别了。因此，哪些材料应该收入年鉴之中，需要编者仔细甄别与考量，这其实是一个选与弃的问题。《郭沫若研究年鉴》的编纂首先便遵循了作为郭沫若年度研究成果资料存留与审视的共同理念。

　　“全”是《郭沫若研究年鉴》编纂的重要原则。“全”首先应是对年度郭沫若研究成果资料汇集的全。顾名思义，《郭沫若研究年鉴》所刊载的内容应主要为有关郭沫若研究的年度资料汇编。史料辑佚、论文选编是《郭沫若研究年鉴》编选的固定栏目，也是目前学术年鉴编纂的“规定动作”。显而易见，上述栏目中所刊登选摘的资料还仅仅是属于公共领域内，一般人都能通过有效途径查阅收集到的普通共享资料。随着《郭沫若研究年鉴》编纂经验的积累以及郭沫若研究特有的需要，编纂者便增加了“郭沫若纪念馆馆藏资料”等栏目，这个栏目也成为《郭沫若研究年鉴》的特色和品牌。

　　学术年鉴除了具备年度资料汇编的普通功能外，其对研究对象资料整理、史料保存与公开发布的价值更为重要。郭沫若著译丰富，其生前出版的著作、译作、编校本等版本书近200种，各种版本总数达千余册，另有各种未经作者同意的翻版书数十种。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发展转型参与者的郭沫若，他从“五四运动”一直走到“科学的春天”，见证了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发展演变跌宕起伏的百年历程。对于郭沫若珍贵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发布将不仅仅是郭沫若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现代社会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源。

　　郭沫若著译作品曾多次出版，其中85%以上的版本郭沫若纪念馆均有收藏，而且逐步完成了电子扫描工作，建立了版本全、版次全的版本书数据库。郭沫若纪念馆也是收集郭沫若散佚作品最多的科研学术机构，经过长期努力，纪念馆已收集到200多万字的郭沫若散佚文章，基本上找全了这些作品的原刊影印件。郭沫若纪念馆还基本上找到了所有38卷《郭沫若全集》作品原刊影印件，并做成数据库。郭沫若纪念馆藏有若干珍贵书画，上万页郭沫若稿件，近2000封来函和大量批注本。郭沫若纪念馆文物室已整理郭沫若稿件千余件，各界来函数百封，已汇集郭沫若生平和文化活动照片7000余张。这些原始的第一手材料绝大多数没有公开发表，属于独家资源。通过30余年的收集整理，郭沫若纪念馆目前已成为全世界收藏郭沫若著译版本书最多的机构，并藏有世界上最多的郭沫若作品原刊影印件、最多的郭沫若散佚作品影印件、最多的郭沫若书画作品影印件、最多的郭沫若影音视频资料等。而《郭沫若研究年鉴》编纂主体单位就是郭沫若纪念馆，该年鉴便具备了对这些史料的独家报道权利，成为郭沫若研究中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因此，《郭沫若研究年鉴》自2015卷起，在每卷中设置了“郭沫若纪念馆馆藏资料专辑”，逐步将丰富的、独有的郭沫若纪念馆馆藏资料向社会发布。相信随着郭沫若纪念馆馆藏资料的逐步面世，郭沫若研究将会迈向新的台阶。

　　“全”是郭沫若研究范畴的全。以往我们对历史人物研究达到何种水平的认识，可能仅仅只是停留在一年发表了多少论文，提出了多少新的观点，有多少论文被转载等单纯学术范畴的标准上进行衡量，但在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早已突破了单纯以论文著作为探究的主要方式，而指向了更加广阔的大众接受和人际传播的领域。研究成果的社会化转换及接受效果同样成为学术评价的重要指标。试想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如果不能传达给社会，形成普遍的社会共识，那么这个研究成果必将成为空中楼阁。这个成果转化的过程就是历史文化名人的公众教育和社会宣传活动。而一般意义上的论文集只能是单纯的年度论文和专著成果的汇编，旨在突出学术性而无法容纳学术成果社会化转化的相关内容。学术年鉴作为年度成果全面汇集的功能，无论在外延还是在内涵上都超出了单本论文集的功能范畴，可以包含更加丰富的成果内涵。《郭沫若研究年鉴》就充分利用了年鉴包容性的功能，将年度有关郭沫若的社会宣传和公众教育的相关内容收录其中，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和研究者阅读和使用，扩大了郭沫若研究的受众面，也使研究者具备了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

　　（二）构建郭沫若研究的学术史观

　　学术研究型的年鉴以其出版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实现了“重点记载每年一次的系列程式化活动，增加人们对该年鉴所涉及地区、行业的熟悉程度，重现年鉴所刊载内容的历史情境”[4]的重要功能。《郭沫若研究年鉴》自2010卷出版以来，已经连续出版了7卷，成为连续出版时间和卷数最多的历史人物研究类型的年鉴，以此会对郭沫若研究者的学术认知、研究心态等方面逐渐产生稳定性、持续性的情感认同。特别是研究者还可以通过《郭沫若研究年鉴》中论文选编和资料汇编等方面的内容，从宏观上把握郭沫若研究的源流、嬗变和演进的脉络和规律，在此基础上为逐步构建完整的郭沫若研究学术史打下坚实的基础。

　　郭沫若研究目前整体上还处在“散点四溢”的状态之中，这与郭沫若本身所涉及的领域比较众多、研究点比较分散有直接关系，但主要的原因是研究者本身过于细致的专业学科研究领域，条分缕析地将对郭沫若的研究划分为文学研究、史学研究、考古学研究和古文字学研究，从而在不自觉间便形成了互不关联的学术壁垒，这同样难以构建系统性的郭沫若学术研究史观。《郭沫若研究年鉴》的创办和连续性出版，借助系统性年度成果的甄选，为郭沫若研究学术史观的形成提供了可能。

　　以《郭沫若研究年鉴》2014卷、2015卷、2016卷为例，这三卷有关学术论文选编的页码数分别为336页、300页、310页，分别占整本年鉴页码数量的56%、57%、56%。从数据统计上可以明显看出，《郭沫若研究年鉴》已经成为郭沫若研究年度资料和成果保存的最好载体，是郭沫若研究有代表性优秀成果的集中展示。虽然论文选录成为《郭沫若研究年鉴》编纂的“核心区”，但《郭沫若研究年鉴》绝不是郭沫若研究年度资料简单汇编或论文选集。在尽可能多地保存和收录年度优秀郭沫若学术资料和研究成果编纂原则的前提下，《郭沫若研究年鉴》的学术论文刊摘，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进行了严格的筛选。近年来郭沫若研究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每年约有100余篇相关研究论文。《郭沫若研究年鉴》2014卷、2015卷、2016卷的论文选编栏目中选择全文收录的论文分别是22篇、25篇、25篇，都约占各年度郭沫若研究总成果的20%左右。这20%的研究成果中包括文学、史学、考古、古文字、翻译等不同学科领域，基本涵盖了郭沫若所涉及的各个学术门类。借助《郭沫若研究年鉴》所搭建的学术平台，各个研究领域的成果被有机地综合在一起，形成了对郭沫若研究的整体性认知，特别是每卷中都把年度研究综述作为开篇的栏目，通过研究综述的阐述使年度郭沫若研究中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存在哪些不足、有哪些主要的大事件发生等方面的信息直观呈现于读者，更加强化了郭沫若研究的综合性和整体性。研究学术史观的建构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它需要长时间不间断的资料积累和相关研究成果的比较阅读研究，《郭沫若研究年鉴》正是通过持续性的编纂出版，逐步构建起该研究领域的学术史观。

　　（三）导引郭沫若研究的学术规范

　　年鉴在资料汇集上必然要对所收录的对象进行明辨勘察，尤其是要对所需要遴选出的材料进行“细加工”，特别是研究型年鉴更加侧重于论文收录和资料汇编。这其实是对分散各处的研究材料进行集中收揽，然后“再加工”的动态过程，在“二次加工”的过程中，必将逐步形成一套郭沫若研究精细严密的学术规范标准和体系。《郭沫若研究年鉴》编纂方针的基本出发点便是“以学术的方式、思想的力量，承担了对年度郭沫若研究成果的辨析、问题解析、方向明晰的使命和责任”[5]。因此，如何借助年鉴的创办，纠正郭沫若研究失范的弊端，构建郭沫若研究的学术规范，成为《郭沫若研究年鉴》编纂的重要学术目标。

　　郭沫若研究长期以来未能占据学术研究中心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未能建构起一套严格的学术规范。仅仅以材料引用为例，在郭沫若研究的论文中存在着大量的引文失实、出处错误等方面的学术失范现象。目前在郭沫若研究学术论文中，引用最多的莫过于《沫若文集》和《郭沫若全集》。然而就是这两套郭沫若研究中需要引用的最基本原始资料，在每年的研究论文中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错误。如2017年研究成果《郭沫若“整理国故”的理论与经验》一文中“《郭沫若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6]的注释；《郭沫若早期文史研究中的唯物史观新探》一文中将《沫若文集》各卷次的出版时间都标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7]；《唯物史观走向民众的重要途径——论民国时期郭沫若历史剧的贡献及其启示》一文中将《沫若文集》各卷次的出版社都标注为“人民出版社”。[8]以上三个问题都是有关《沫若文集》引用方面的错误。《沫若文集》和《郭沫若全集》并不是一套书系，《沫若文集》共17卷，从1957年开始出版到1963年结束，共持续了7年，因此各个卷次出版时间是不同的。有些研究者对《郭沫若全集》的引用同样如此，38卷本的《郭沫若全集》出版机构和出版时间等常识性信息成为出错率较高的方面。如《郭沫若“五四”时期尊孔崇儒的特质》一文中所引用的《郭沫若全集》的信息标注为“《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五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版”[9]；《郭沫若唯物史观接受史》一文中“《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10]的注释；《郭沫若早期文史研究中的唯物史观新探》一文中“《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的注释，以上三个有关《郭沫若全集》出版社和出版时间都出现了错误。事实上，《郭沫若全集》的基本信息并不复杂。《郭沫若全集》共分为三编，分别是文学编20卷、历史编8卷和考古编10卷；文学编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历史编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而考古编则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文学编自第1卷1982年出版后，一直延续到1992年第20卷出版完成，才告一段落，因此这20卷每卷的出版时间并不相同。历史编并没有按照卷次和时间相对应的方式延续出版，如第3卷是在1984年出版，但第4卷则是在1982年出版，第5卷到第7卷又是在1984年出版，而第8卷则是在1985年出版，这是一个明显的曲线型出版时间。唯一例外的是考古编10卷则在1982年统一出版发行，而2000年科学出版社又再版过一次，这是三编中唯一再版的卷次。

　　以上只是列举了郭沫若研究成果中《沫若文集》和《郭沫若全集》引用失范的情况。虽然《郭沫若全集》中的“文学编”“历史编”自出版后没有再版过，个人藏有《郭沫若全集》的也不多，但作为基本用书各大图书馆基本都有馆藏，并不难查阅到相关信息，按道理来讲出版社、出版时间等基本信息是不应该出现错误的。之所以在最基本的但也是最容易被研究者所忽视的资料引用方面出现错误，笔者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研究者还未形成严格的学术规范意识。为此，《郭沫若研究年鉴》在编纂过程中就尽力更正这方面的错误，以免以讹传讹，由此打造《郭沫若研究年鉴》在郭沫若研究中对学术规范的引导功能。

　　（四）郭沫若研究相关数据的定量分析与问题解析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除了借助于缜密理论的分析、阐释外，还需要辅以科学数据分析作为研究的依据，通过研究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可以给研究者“提供一个审视当下本学科研究的宏观视野，以便从中寻觅到新的研究路径”[11]。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应用拓展，特别是大数据统计方法的运用，使研究成果纵向或横向比较分析更加便捷、准确。以所得的统计数据为依托，为本学科的研究现状做出客观判断，发现存在的显性和隐性的问题，总结本学科发展的规律性现象，并以此为基础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郭沫若研究也是如此，特别是《郭沫若研究年鉴》连续多年的出版刊行，通过不间断年度研究资料索引的统计，为郭沫若研究中诸多因素的数据定量分析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郭沫若研究年鉴》2010卷至2016卷中都设有郭沫若研究资料索引栏目，该栏目中提供了每年度郭沫若研究的作者、刊物、论文题目等诸多信息，以此可做多种不同类型的数据定量分析，如作者数量的变化、发表作品频率、研究成果类别、发表作品刊物级别、转载引用比率等。比如，以对2010年至2015年有关郭沫若研究型学术论文的作者情况进行统计，可知在2010年共有郭沫若研究论文作者（独立完成和第一位作者）约131人，其中仅有15人在2010年后的5年内连续不间断地发表了有关郭沫若研究成果，约占2010年度郭沫若研究者的11%左右，2010年度所出现的发表郭沫若研究学术论文的绝大多数研究者，在2010—2015年间就只有一篇郭沫若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根据这一统计数据，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郭沫若研究已经形成比较稳定的学术研究作者群，但人数较少；二是近年来郭沫若研究缺乏新人，年轻研究人员补给能力和自身造血功能比较薄弱；三是人员地域分布不均衡，研究人员多集中于北京、四川和山东等地，未能形成全国范畴内的研究格局。

　　另外，郭沫若研究成果的高端化水平也可以由数据定量分析来确定。2013年至2016年间共有约600篇郭沫若研究的学术性论文，但2013年至2016年度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论文约有14篇，仅仅只占这几年研究总成果的23%左右。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郭沫若研究年度成果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来讲虽然有所增多，但是真正高水平、创新性的优秀成果并不多，郭沫若研究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依然相当突出，特别是具有综合性的跨学科研究成果更加欠缺。

　　通过以上两例有关郭沫若研究方面的科学数据分析，郭沫若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更加清晰直观，对相关问题的解决会更加有的放矢。

　　作为历史人物研究类型的年鉴，《郭沫若研究年鉴》较之有关郭沫若研究的纯粹学术刊物或单纯资料汇编等单一功能的出版物，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评判和学术规范引导作用，其必将为郭沫若研究理论创新和方法革新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结语

　　自2010年《郭沫若研究年鉴》创办后，郭沫若研究的年度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每年基本上都保持在150篇左右。2012年又以郭沫若诞辰120周年为契机，郭沫若研究的成果在数量上也出现了很大上升。有关郭沫若研究成果的质量也相对提高，仅仅从发表论文刊物的质量上就有了显著的变化，如《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文学史料》《鲁迅研究月刊》等刊物中不断出现有关郭沫若研究的论文，2013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9期专门开辟了郭沫若研究的专栏。另外一个可喜的变化就是从事郭沫若研究的新人不断涌现。2010年以来，在老一辈郭沫若研究专家的带领下，一大批学术新人开始关注并持续从事郭沫若研究，他们以新颖的研究视角、扎实的学术功底，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更为可喜的是，全国很多高校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也纷纷以郭沫若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研究内容更是涉及文学、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政治学、翻译等各个方面，有些青年学者更是对郭沫若进行持续性的研究，刊发一系列的相关学术论文，这对于拓展郭沫若研究的思路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郭沫若研究年鉴》虽然不是第一个有关历史人物研究类型的学术年鉴，但是却借助持续不断的编纂出版，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每卷中论文选编、观点摘编、文化活动等方面的内容都最大可能的保存了郭沫若研究丰富资料，实现了年鉴存史的功能。

　　但简单保存史料还仅仅只是前提，《郭沫若研究年鉴》更应该实现鉴今的功效。存史是基础，鉴今是目的，存史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当下郭沫若研究规范前行，拓展研究领域的外延和内涵。为达到鉴今目的，《郭沫若研究年鉴》在栏目创新方面不断探索尝试，在基本栏目固定不变的前提下，逐渐丰富编纂内容，拓展研究内涵，提升学术品格。历史人物研究类型的年鉴应该特别注重与“人”的互动性研究，“口述历史”是研究历史人物的重要方法，为此《郭沫若研究年鉴》增设“年度访谈”“学者回忆”等方面的内容，通过研究者的讲述，在总结经验的前提下，引领郭沫若研究走向更加宽广的领域。

　　参考文献：

　　*张勇，男，山东省枣庄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年鉴学。

　　[1]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全国年鉴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2016年12月22日。

　　[2]目前，以中国现代文化名人命名的年鉴主要还有《鲁迅研究年鉴》《茅盾研究年鉴》。《鲁迅研究年鉴》于2002年起至2010年止，共出版了7卷，其中2008年和2009年没有出版。《茅盾研究年鉴》迄今为止共出版了2本，分别是《茅盾研究年鉴（2012—2013）》《茅盾研究年鉴（2014—2015）》。

　　[3]张颖、史志远、王国宁：《高等学校年鉴编纂研究》，山东友谊出版社，2009年，第5页。

　　[4]刘书峰：《年鉴社会记忆功能中的仪式与话语》，《中国年鉴研究》2018年第3期。

　　[5]《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打造郭沫若研究的坚强阵地——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郭沫若研究年鉴（20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4页。

　　[6]周晓平：《郭沫若“整理国故”的理论与经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9期。

　　[7]孙寿涛、周德丰：《郭沫若早期文史研究中的唯物史观新探》，《理论与现代化》2017年第4期。

　　[8]张克非：《唯物史观走向民众的重要途径——论民国时期郭沫若历史剧的贡献及其启示》，《湖北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9]杨华丽：《郭沫若“五四”时期尊孔崇儒的特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4期。

　　[10]李勇：《郭沫若唯物史观接受史》，《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3期。

　　[11]丁帆、赵普光：《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立项课题的分析报告——以2014—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人文社科项目为例》，《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