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的方志实践与方志观念

2024-12-06【打印】

杨慎的方志实践与方志观念

王志强

　　提　要：杨慎一生参与修纂方志近十部，为不少方志撰写序言，展现了他对方志的热忱。杨慎强调方志的实用性和垂范性，主张结合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来编纂方志，对明代的方志编纂实践有较大影响；在方志的功能方面，杨慎继承传统方志具有存史、资治、教化功能的观念，同时强调方志在增广闻见方面的博物效用，为我国方志的博物功能认知奠定了良好基础。

　　关键词：杨慎方志实践方志观念

　　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栏目《典籍里的中国》以杨慎的视角来解读《越绝书》，杨慎作为一个方志大家的身份开始为人所知。然目前学界在研究杨慎时，或是从《升庵诗话》《词品》等文学角度出发来探索杨慎的文学成就；或是从文献学的视野考察杨慎的生平、交友与交游；或是从文化地理的角度研究其与四川地域文化的关系；或是从语言学角度考察其古音学与修辞学成就，对杨慎在方志学上的成就和贡献关注较少，仅有杨春茂《杨升庵对云南地方志的贡献》和杨钊《杨慎〈全蜀艺文志〉对“仗节死义”之士诗文的选评》等寥寥几篇文章有所涉及。事实上，杨慎一生编有《全蜀艺文志》《云南山川志》《南中志》《大理府志》《滇载记》等多部志书，还撰有《剑州志序》《贵州通志序》《四川总志序》等多篇文章表达其对于方志的理解，考察杨慎的方志实践和方志理论，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杨慎的方志成就。

一杨慎的方志编纂实践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杨慎是明代有名的才子，著述四百余种，涉及文学、历史、宗教、民俗等多个方面。《明史》载：“明世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推慎第一”；清代学者李调元更是称道：“新都杨升庵博学鸿文，为古来著书最富有第一人。”有关杨慎的生平资料，当下主要有杨慎好友简绍芳《赠光禄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杨慎年谱》，清人程封《明修撰杨升庵先生年谱》，以及今人王文才《杨慎学谱》和张德全《杨慎传》中的《杨慎年谱》。现综合以上材料和杨慎文集的记载，考察杨慎参与的方志修纂活动。

　　杨慎所修纂方志，主要集中于四川和云南两地。四川是杨慎的家乡，也是他与方志结缘的地方。早期杨慎一直在各地求学和中央为官，与方志少有接触，他第一次与方志结缘，就是为四川剑州撰写《剑州志序》。《剑州志》是明代剑州知州李璧所纂，该志开修于正德十四年（1519），成书于嘉靖三年（1524），是剑州历史上的第一部志书，后毁于明末战乱，现仅存杨慎所作序。这篇序是杨慎应李璧之邀而作，“白夫请予序”。杨慎在序中阐述剑州的历史文化和地理沿革，高度称赞李璧功绩，“拓城池，奠庐井，立乡社，新学宫，祀乡贤，表名宦，公馆邮置，皆鼎新之劳，以教身先，以身率始也”，以及李璧所纂《剑州志》的贡献，“斯州也，可无斯志乎”？

　　杨慎为四川编纂的最为重要的志书是《全蜀艺文志》。嘉靖二十年（1541）春，四川巡抚刘大谟准备纂修《四川总志》，聘请杨慎负责艺文部分。嘉靖《四川总志》共80卷，杨慎所纂《艺文志》有64卷。后该《艺文志》以《全蜀艺文志》的单行本流行于世，现有嘉靖二十一年刻本，藏于北京大学，以及万历四十七年（1619）刻本，藏于北京图书馆。据载，杨慎编纂《全蜀艺文志》总共只花了28天，“始事以八月乙卯日，竣事以九月甲申，自角匝轸，廿八日以毕”。该志以文献丰富而著称，共收有诗文1800余首，作者650余人。“杨慎凭借自己的学识和勤劳，广博搜集，精心整理，去粗取精，其征引文献之富赡，为后代学者所赞美。”《全蜀艺文志》编纂好后，通行四百余年，成为当时巴蜀文献的集大成者。《蜀志补遗》乃是补《四川总志》而作，杨慎鉴于《四川总志》除去艺文部分外，仅有16卷，过于简陋，便编纂了是书。《蜀志补遗》现已散佚，“其书已为万历以后续志所采，散入各类，渐失传本。偶存于清修通志中，又大多未注出处，以至湮没”。

　　此外，杨慎在四川修纂的方志还有《新都县志》。《千顷堂书目》云：“杨慎《新都县志》，嘉靖间修。”王文才《杨慎学谱》也以为杨慎曾访求乡土文献来编纂方志，然《新都县志》早已散佚，不知杨慎何时所修。杨慎还校订了《华阳国志》，他的校订不仅精湛，而且开启了明代校订《华阳国志》的风气。另传杨慎纂有《卭州志》，“乡人戚卭州来，贻《卭州新志》，云旧志乃升庵先生笔”，然王文才以为此事是以讹传讹，王氏考证详细精审，确为不刊之论，《卭州志》当不是杨慎所纂。

　　云南是杨慎修纂方志最多的地方，在其被贬谪云南以后，他一直都在与方志打交道。嘉靖三年，杨慎因朝廷大礼议事件惹怒嘉靖帝，被发配至云南戍边。在前往云南的路上，杨慎撰有《滇程记》《滇候记》。《滇程记》主要记录杨慎从江陵到云南永昌的所见所闻，因其内容详实，成为后世入滇的参考指南。清代徐炯出使云南时，便是根据杨慎的《滇程记》来核算行程，可见其实用价值。《滇候记》则是有关云南天象气候的书籍，现已散佚，仅存杨慎的自序一篇，收于《升庵集》中。嘉靖五年（1526）左右，杨慎撰有《滇载记》。杨慎初到云南时，对当地历史文化很感兴趣，于是翻阅旧籍，得到《白古通》（又名《白古通记》，是以白文写成的白族史书），“暇则相与稽古问俗，茫然莫溯其源。漫索之民间，得弊帙于故博士张云汉氏，曰《白古通》”。但杨慎以为《白古通》“其事怪，其词鄙”，且“不著作者姓氏，亦不审昉于何代”，于是将其转译并删正，“其书用僰文，义兼众教，稍为删正，令其可读，其可载者，盖尽此矣”。经过杨慎处理，《滇载记》成书，“芟薙芜陋，括以文章家法，以成一方之志”。虽然《滇载记》全文仅八千余字，但却“是第一部完整和系统的云南地方史（或者云南‘少数民族的历史’）”，为后世了解云南地方历史作出了较大贡献。

　　嘉靖十一年（1532），杨慎参与修纂《云南通志》。时云南布政使高公韶在昆明的武侯祠开设方志局，准备修纂《云南通志》，于是聘请杨慎参与其中。然修志途中因与权贵发生抵牾，杨慎被迫离开方志局，此次修志也就不了了之，《云南通志》也未曾成书。万历时期李元阳重修的《云南通志》，是在杨慎底稿上续修而成的。

　　嘉靖十七年（1538），杨慎修纂《雅州志》和《阿迷州志》。《雅安县志》曾云：“严道记载，相传惟明杨新都《雅州志》一书，顾名存而实佚。”《雅州志》早已散佚，间或在《续蜀艺文志》等志书中可见转引。《阿迷州志跋》云：“迷旧志创于王钝庵、杨升庵两先生，而绍庵杨公继修之。”王钝庵即王廷表，字民望，阿迷州人，是杨慎弟子，《红河历史百名人物》中的《王廷表与杨慎合纂〈阿迷州志〉》一文对王廷表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杨慎所纂的《阿迷州志》也已散佚，不知内容情况。

　　嘉靖二十一年（1542），杨慎参订《大理府志》，并撰有《大理府志序》。嘉靖《大理府志》乃是太守蔡绍科开馆主修，他聘请杨慎、李元阳与杨士云共同参与《大理府志》的修纂。李元阳在嘉靖四十一年的《重修大理府志序》中指出：“太守黄岩蔡君绍科召阳与给谏弘山杨君士云同修，时则成都修撰杨君慎谪居永昌，相与往来商订。”嘉靖《大理府志》是大理最早的一部地方志书，保存许多珍贵文献史料，该志已散佚，唯存杨慎以及赵汝濂的两篇序文。

　　嘉靖三十四年（1555），杨慎为《贵州通志》撰写《贵州通志序》。嘉靖《贵州通志》由提刑按察司副使谢东山修，宣慰司训导张道纂。该志开修于嘉靖三十二年，成书于嘉靖三十四年。嘉靖《贵州通志》共12卷，分为40类，是贵州第一部以《贵州通志》命名的省志。原刻本藏浙江宁波天一阁，民国25年（1936）有影印本。书成之后，谢东山“不远千里，伻以图来，属慎为序”。

　　此外，杨慎在云南还纂有《西南列国志》。陈鼎《蛇谱》云：“杨升庵先生流寓滇中数十年，通彝语，识僰文，乃译黑新逵《西南列国志》八百余卷。”《西南列国志》也已散佚，不知何时所修。相传杨慎纂有《南中志》，然此书当为伪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杨慎好撰伪书，此书当亦《汉杂事谜辛》之类也。”

　　事实上，杨慎与方志的结缘渊源有自，自他父亲杨廷和开始，便对志书有着浓厚的兴趣。杨廷和是《大明会典》的主纂之一，熟悉史书体例与史法，也一直有着编纂蜀地文献志的想法。杨慎曾言：“先君子在馆阁日，尝取袁说友所著《成都文类》、李光所编《固陵文类》，及成都丙丁两《记》、《舆地纪胜》一书，上下旁搜，左右采获，欲纂为蜀文献志，而未果也。”可见，修纂方志乃是杨氏父子两代人一直关注的事业和执着的追求。

二杨慎的方志编纂态度和编纂体例

　　杨慎有较丰富的方志编纂经验，在编纂实践中他对方志编纂体例有着较深入的思考，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既往体例的综合比较和运用上面。杨慎一直坚持着严谨审慎的编纂态度，主张以文献材料和实地考察相结合，来追求方志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追求真实是杨慎编纂方志最为显著的特点。在杨慎看来，方志一定要保持真实性和可靠性，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才能够流传久远。在修纂《云南通志》时，有乡绅想要冒充傅友德的后代，以提高自己的家族声望，纵然这位乡绅是朝中权臣的亲戚，杨慎还是义正言辞地拒绝了。“乡大夫私有欲冒嗣颍乡侯傅友德后，以觊世爵者，升庵不可。时张罗峰（张璁）复相，与私故内戚也，流言欲中伤升庵，升庵遂去武侯祠归。”虽然杨慎因此遭到打击报复，但他毫无悔意，为了追求方志的真实性，他坚持严谨的史法史例。

　　从现存《全蜀艺文志》中，可以看出杨慎追求方志真实性、可靠性的一面。杨慎在编纂蜀地艺文时，会进行一定的说明和考证。以《汉车骑将军冯琨碑跋》为例，杨慎不但在题目下面标注碑刻的地点，如“碑在宕渠”。对于阙文杨慎也会说清楚，如在“而碑”后就标有“阙”字，并空了两格，以示阙文字数。他对相关异文也会进行考证，在“南阳太守成晋”后面，杨慎注有“晋《汉史》作缙”。杨慎的这些注释，极大增加了文献资料的可读性。在编纂时，杨慎或是引用诗文，论证相关文献材料，如《淫豫歌》“淫豫大如补，瞿塘不可触”诗句后，便引用李白《长干行》“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或是阐述诗文的创作背景，如《滟滪歌》的序言曰：“《孝子传》庾子舆扶父柩过瞿塘，六月水泛，子舆祷而遂平，既过，泛溢如故。人歌之曰。”或是标明文献的出处，如卷3的“无题（五五复五五）”，“右诗见于罗城北门坏碑上，有乾符三年高骈名衔，余字断缺，莫知其为何诗也，辞隐义，故附见民谣之末”。在杨慎的努力下，《全蜀艺文志》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获得士林高度认可。《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详略异同，彼此互见，亦颇有所辨证。”。《全蜀艺文志》甫一出现，便成为蜀地最为流行的诗文总集，朱彝尊对此说道：“自杨氏《志》行，而袁氏之《文类》束之高阁矣。”即是说《全蜀艺文志》取代当时流行的宋代袁说友的《成都文类》，成为蜀地新的通行本子。不仅如此，《全蜀艺文志》还开创了艺文志专门载录篇章的传统，“若专录篇章，则自杨慎《全蜀艺文志》始也”。

　　为追求方志的真实可靠性，杨慎主张将文献材料和实地考察相结合。姜龙叙说杨慎编纂《滇载记》的经过，“是编也，创于其土之人，而杨子述之，且亲涉其地，日与其贤士大夫游，其见闻当弗诞矣”。百闻不如一见，尤其是一些隐秘的材料，非亲历亲闻难以知晓其真实与否，故杨慎在修纂《滇载记》时，很多时候是根据自己的亲身游历记录而来。在称赞谢东山修纂的《贵州通志》时，杨慎亦指出其文献结合访谈的做法令方志的可靠性大大增加，“简书笔削，博引经史，旁采子集，又参访故老，咨访儒生，浃洽而罔遗，精炼而无秕”。在《大理府志·序》中，杨慎亦说纂者“多识前代之载，且谙土著之详”，实乃不可多得的良史。对于文献材料，杨慎亦是会经过反复考证，精中取精。他在《四川总志·序》中说：“慎乃检故簏，探行箧，参之近志，复采诸家，择其菁华，禠其烦重，拾其遗，翦彼稂稗，支郡列邑各以乘上。”对于既有的讹误，杨慎也是不厌其烦地进行订正，“凡宇宙名物之广，经史百家之奥，上至稗官小说之微，医卜技能、草木虫鱼之细，靡不究心多识，阐其理，博其趣，而订其讹谬焉”。可以说，追求真实性，已经成为杨慎编纂方志的一大特色。“为了求证历史的真实，他主张不仅可以‘以经证史’、‘以诗证史’，而且还可以旁求于野史、家传、墓志、小说以证史”。

　　在修志态度之外，杨慎对方志修纂体例的重视也值得我们关注。在杨慎看来，相较于一统志，地方志要更为详细具体才行，“然一统与其大纲，而一方一郡一邑各有志焉，亦扩其目，详其绪，使人知原本山川、极命草木、官常之守、通变之化，于是乎系焉，厥事亦重矣”。地方志是编修一统志的基础，其人物、风俗、赋税等事物的记载，要详细周到，才能发挥出存史、资治、教化的效用。对于在体例方面有所创新的方志，杨慎会不吝褒赞之语。他曾大力褒扬《大理府志·序》体例新颖：“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立创新例，大增旧文”；在《贵州通志·序》中，称赞大明一统志体例之精湛，实为万世之师表，“类例精详，去取核实，天下家传而人诵之”。这些都体现杨慎对方志体例的重视。

　　杨慎在方志体例上的贡献不在于开创，而在于综合既往体例，择优选择适合恰当体例，体现出强烈的务实精神。在《四川总志·序》中，杨慎阐释自己的体例安排，首先是“若蜀人作仅一篇传者，非关于蜀，亦得载焉，用程篁墩新安之文献志例也”；其次是“诸家全集如杜与苏盛行于世者，只载百一，从吕成公文鉴例也”；再次是“同时年近诸大老之作，皆不敢录，以避去取之嫌，循海虞吴敏徳文章辨体例也”。针对不同情况，杨慎采用不同的体例，所谓“新安之文献志例”，即程敏政的《新安文献志》，“是书于南北朝以后文章事迹，凡有关于新安者，悉采录之”。所谓“文鉴例”，即吕祖谦《宋文鉴》，“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所谓“文章辨体例”，即吴讷《文章辨体》，“洪武之初，作者辈出，区区孤陋，弗能博访尽载。考之《文章正宗》，凡同时及年近诸大老之作，皆不敢录，以避去取之嫌。今循其例，以俟后之君子”。可以看出，杨慎对编纂体例的选择花费了很大功夫，他综合比较历代文集的编纂方法，最后择优选择了3种体例来安排《全蜀艺文志》。

　　具体来说，《全蜀艺文志》的编纂，总体上是按照文类来划分艺文，在文类之中按照时间来安排材料，在时间中又将相关的艺文合并在一起，以形成一个个小单元。如在“记戊”中，该卷主要是“记”类文体，杨慎设置的第一篇文章是诸葛亮的《黄陵庙记》，而后则是历代纪念诸葛武侯的文章，他前后收录了唐代吕温《诸葛武侯庙记》、裴度《诸葛武侯祠堂记》，以及宋代张震《忠武侯祠堂记》、王十朋《移建武侯祠记》4篇文章，紧随其后的又是唐代段全纬《城隍庙记》，这种以单元为核心的安排方式，能够让读者知道更容易看懂和理解文章的内容。倘若完全按照时间来安排，就达不到这种效果了。在选择时，杨慎不仅注意材料的文学价值，还同时注意到了材料的史学价值，“在此书中选入了不少为一般诗文选家不屑于选录的似乎很‘另类’的、却又非常重要的文章”，如范成大《益州古寺名画记》是一份罗列名画的“账单”，在文学上毫无文学色彩可言，但却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份重要的资料。

三杨慎的方志功能认知

　　杨慎之所以孜孜于修纂方志，是因为在他看来，方志具有很强的现实功能。在杨慎笔下，方志能够增广见闻，让人实现不出户而知天下的理想，同时，方志还具有保护地方文献、传承地方文化，以及教化百姓、资助政治等功能。杨慎的方志功能认知影响着他的方志编纂态度，也促使他不断进行方志编纂实践。

　　杨慎以为，方志具有博物功能，能够令读者增长知识，广闻博见。杨慎在《滇侯记·序》中借用《道德经》“不出户，知天下”之语，指出“天下诚难以不出户知也，非躬阅之其载籍”，以为读书人要想加深对天下的了解，惟有读书，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在杨慎眼中，方志就是记录天下之事的工具。他说：“夫《九丘》之书，志九州岛之异也，佚而不传。周处作《九州岛风土记》，宗懔作《荆楚岁时记》，至于《巴蜀异志》、《岭表异录净》，皆是物也。”志异的方志，能够很好地增广见闻，让人实现自我的突破。杨慎对于学习新知有着强烈的渴望。他在《滇载记·自跋》中说：“余婴罪投裔，求蒙段之故于图经，而不得也。”即使被贬谪到僻远的云南，杨慎依然汲汲于求索图经，以增加对云南的了解。通过阅读方志增广见闻的杨慎，亦想着通过修纂志书，让他人增长知识。他在《滇侯记·序》中说：“余流放滇越温暑毒草之地，尠过从晤言之适，幽忧而屏居，流离而阅时，感其异候有殊中土，辄籍而记之，岂欲妄意古人乎？”他撰写《滇侯记》，是因为滇地的气候与众不同，极具特色，他想记录下来，让更多人了解滇地。在看到李璧修纂的《剑州志》后，杨慎亦是以为“予耳目之有征焉”，欣慰自己可以增加对剑州的了解。

　　在增长异闻之外，杨慎以为保存历史也是方志的一大功能。杨慎在为方志撰写序言时有一个习惯，即介绍当地的人文历史和发展轨迹，并感慨如此璀璨的历史文化应该要有方志来记载。《滇载记》的编纂，就是因为杨慎发现云南的历史“志记荒落，史有阙文”，他深感“求蒙段之故于图经而不可得也”，于是产生编纂《滇载记》的想法。《贵州通志·序》便指出《华阳国志》记载汉代至晋代四百年间的人物，多达四百余人，不可谓不多，而三代到汉代长达三千年的历史，却没有任何记载，这不得不说是缺乏文献的缘故了。“上溯汉初至三代千余年，史所记无几人。忠魂义魂，与尘埃草葬同没于丘原，岂不重可惜哉？”方志的存在，能够将历史保存下来，让其不至于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倘若现在不加以保存，等到资料散佚，后世要再去搜集资料，便是千难万难了。在《剑州志·序》中，杨慎则叹道：“过其地者，睹其山川，若生色焉。”地方志的文献记载，能够保存历史文化，为山川景观增加厚重的人文景色，让山川增色不少。

　　为发挥保存历史的效用，对于各地简陋不堪的地方志，杨慎认为有重修的必要。如他在《大理府志·序》中指出，既有的大理典籍“或失之误，或失之略”。在杨慎看来，“山河若柯戒，而以一经行尽之；幅员数千里，而以二卷帙约之”，简略的典籍根本无法将多元繁复的大理历史记录下来，因此有重纂方志的必要。在《贵州通志·序》中，他再次指出，修纂《贵州通志》的缘由是“旧有方志，殊为简略”。这一点杨慎在《剑州志·序》中说得更为通透，“其土俗民风炳如也，将无望于嗣守者与？断碑残碣，遗文坠什，拾于奥突荒甃者”。保存地方历史文化，传承地方文脉，是地方守令义不容辞的责任，否则就是地方守令失职。而杨慎编纂《全蜀艺文志》，也是源自于乡土之人保存乡邦文献的意识，该书被认为对巴蜀文化的传承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全蜀艺文志》颇具特色，保留了大量编排有序的原始诗文，有助于多角度展现巴蜀文化风貌，使之成为研究巴蜀文学乃至巴蜀文化的资料宝库，这正是杨慎留给我们的巨大价值。”

　　在资治方面，杨慎认为方志有着不错的效果。《滇载记·自跋》指出，他记载滇地的历史，是因为滇地经常与中原发生争斗，把中原弄的疲惫不堪，为了让世人加深对滇地的认识和了解，才编纂了是书。“至与中夏交绥接刃，疲我齐民，世主甘心焉，以无用戕有用，是可嘅已，汉司马氏传西南夷，诚有意哉！”在《野史不可尽信》中，杨慎说道：“古今政治之盛衰，人物之贤否，非史不足以纪治乱、示贬，故历代皆有国史。”历史的存在，能够让后人鉴往而知来，避免犯同样的错误。方志的资治效果更为明显，它记载的山川地理，能够让地方官员知晓当地的灌溉和物产等情况；记载的赋税人口，能够让地方官员了解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记载的宦绩，能够让地方官员知道历代施政的优劣所在；记载的人物风俗，能够让地方官员知道当地的民风民俗，总而言之，通过地方志，地方官员能够快速了解地方的实际情况，帮助他们早日打开局面，制定因地适宜的施政方针。

　　可以说，杨慎非常注重方志的实用性和垂范作用。方志不是材料的堆积，而是要发挥出继往开来的效用。“日事于簿书、期会、钱谷、甲兵而无意于则古，昔称先生述往懿，开来哲，不几于毛锥皮相之论乎？”在杨慎看来，方志有着“继往圣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的立意，是服务于现实社会的。如果方志脱离了现实，成为空疏的文献材料，那就丧失了方志的本意。“《禹贡》山川，《职方》图志，是政之教、仕之学，官而兼师，由此其基也。”因此在编纂时，杨慎非常注意方志的教化效果。“杨慎所录风谣对蜀中人物事件的记载，不独记载历史，秉承《华阳国志》的义例，选录乡党‘主文歌咏之音’，以此宣德达教，博化笃俗，表成著败，以明惩劝。”

　　值得注意的是，杨慎对于方志的性质也有过一定的检讨。杨慎以为方志继承的是《禹贡》的传统，乃是地理性质的书籍，“实《禹贡》之衍义，《职方》之流别”。这一点他在《剑州志·序》中说得很详细：“志流别于史，《九丘》先于六籍，地象效于河图，虽迂怪弗稽，实志初也，至《禹贡》《职方》，则大备矣。”自《隋书·经籍志》将历代方志划分为史部地理类以来，方志为地理性质书籍的认知成为宋明时期的主流知识。杨慎以为方志不同于史籍的观点，“志流别于史”，就表达了他对于方志性质的认识。这种方志性质的认识，在清代方志是地理性质还是历史性质的大讨论到来之前，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为争论双方提供了可供依靠的材料。

结语

　　总的来说，杨慎多是承接既有的方志理论，而后归纳出优秀的编纂方式，并发扬光大。因其在文坛上的重要地位，他的方志观念引起了士林重视，学者们会不自觉地采用他的编纂理念。杨慎在修志时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宁可得罪权宦，也绝不曲改历史，既是继承传统史家对“史德”的坚守，也为明代方志学者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典范。此外，他将文献材料和实地考察结合起来编纂方志的主张，以及他对于方志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的总结，对明代的方志理论有着较为积极的影响。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杨慎认为方志具有博物功能的观点，这在当时具有较强的开拓性。这不但丰富了我国的博物传统，也将方志的功能丰富扩充，影响了后世方志具有博物功能的观点。事实上，明清时期，不少方志编纂者关注了方志的博物功能，但少有人能够将此功能如杨慎般说得透彻。自孔子提出诗可以“观”的博物传统以来，我国的博物学发展迅速，明清时期的方志学者将方志和博物学联系起来，这有效增加了方志的内涵与效用，令方志更为士人阶层所重视。明代释兰岩在编纂《桃源洞天志》时，亲手绘制了七副板画，这些版画栩栩如生，“图始潼汸，讫于水溪，环洞之前后左右皆若列眉展卷”，读者阅读时能有身临其境之感，仿佛置身于桃源洞天间，这即是博物功能的具体体现。清代董天工更是直接说自己编纂乾隆《武夷山志》的一大目的就在于“搜罗载籍，增广见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金石志》的修纂中，方志学家大谈金石的博物效用，“在方志编纂者看来，金石乃是博物工具，可以提高览者的知识修养和文化素质”，《金石志》的编纂和整理，是由博物学家来进行；《金石志》的阅读和修订，也是靠博物学家来继续。可以说，在方志的博物功能认知中，杨慎有着较大的影响。即使相对于后来者的方志博物理论，杨慎的方志博物理论亦十分清晰，他以其文学大师的地位，有力地塑造了方志的博物传统。

　　（作者单位：南昌师范学院江右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

　　原文载《中国地方志》2024年第5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来源：“地方志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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