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7月14日,上海市通志馆于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291号)宣告成立,柳亚子先生担任馆长。
当年上海市通志馆成立的目的是编修《上海市通志》。为了收集资料,柳亚子带着通志馆一众学者普查全市的图书馆,尽力搜集有关上海地区的报刊、杂志、西文图籍、碑帖、档案等资料。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通志馆不得不闭馆停工。初步完成的志稿和重要文献几经流转,建国后,相关机构又屡次改组,到今天,绝大多数民国通志馆馆藏文献被移交至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本文梳理了民国上海市通志馆的建置、沿革与撤销,并介绍了当年的文献收藏情况。
一、上海市通志馆和及其沿革
1、上海市通志馆和上海通社
上海市通志馆自1930年1月开始筹备,至1932年7月14日正式成立。
1930年2月15日《申报》刊载文章,报导通志馆积极筹备事宜
由于上海市通志馆是为编撰志书而设置的机构,根据国民政府以往的惯例,这样临时设置的文化机构,在承领的事务结束后一般就会撤除。因此,在通志馆的工作步入正轨之后,馆长柳亚子和编辑主任徐蔚南即商议为事业和同仁谋求后路。
根据曾在通志馆担任编纂的学者胡道静的回忆,为了谋求后路,通志馆同仁在1934年齐心合力成立了另外两个机构,即“上海通社”和“年鉴委员会”,三个机构一套班子。
年鉴委员会是通志馆内的一个部门,预计在通志完成之后,继续每年出版上海年鉴。
1935年2月7日和1936年1月27日,《申报》连续两年报导上海市通志馆编纂年鉴。可见,在当时通志馆同仁的计划中,编纂出版年鉴是一个持续性工作。
1935年4月30日《申报》上刊登的《上海市年鉴》广告
上海通社,则是一个专门研究上海历史的机构,它不领受政府拨款,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经由编辑主任徐蔚南的牵线,上海通社在《大晚报》搞了一个副刊《上海通》,专门刊登有关上海历史的文章。通志馆同仁用为《大晚报》撰写稿件所得的稿费,成立了一个公共基金,以便将来支持上海通社的运作。(胡道静《柳亚子与上海市通志馆》)
1937年,上海市通志馆与上海市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一次上海文献展览会,为展会编制的目录《上海文献展览会概要》中也收录了少量上海通社出品的文献以及自行出版的《上海掌故丛书》。由此可知,在与通志馆并存的时代,上海通社也收集并收藏了一些地方文献。
1937年2月24日《申报》刊载上海通社校刊《上海掌故丛书》广告
清嘉庆间刻本《春雪集》,仍保留1937年上海文献展览会标签
2、上海市通志馆→上海市文献委员会
1946年11月,根据国民政府内政部规定和上海市政府的命令,原上海市通志馆改组为“上海市文献委员会”。
1946年11月23日《申报》发文,表示民国市政府决议通过设置文献委员会,原通志馆业务并入办理
较之通志馆,文献委员会增加了一项职责,即调查、征集并保管上海的文献资料。胡朴安、徐蔚南、吴静山、胡道静、陈乃乾等通志馆元老则仍继续为文献委员会供职。对于文献委员会的机构编制以及收藏范围,市政会议也作了明确规定:
文献委员会设委员七人至十五人,由省市县政府延聘专家及有关机关学校首长充任。其征集资料之范围,包括各省市县沿革有关之各种旧志书及各项地图,诗文著述及金石拓片,流传之礼典乐器,民俗歌谣,古迹名胜照片,公私机关发行之刊物,私人著作或译述,乡贤名宦之遗迹、遗像、传记、行述、碑志,人民私家谱牃等。
《嘉庆上海县志》卷首钤盖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文献委员会藏书记印章
3、上海市文献委员会→文物管理委员会
文物管理委员会(下文简称“文管会”)成立于1949年,初隶属于高等教育处,仅仅对全市的古代文物进行接收与管理,1950年改隶市人民政府,负责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和革命博物馆的筹建。1960年文管会与上海博物馆合署办公,直至1988年恢复独立建置,部分博物、文物单位划归其管理。
由于文管会对全市文物有统筹管理职能,由上海市通志馆(及改组后的文献委员会)、上海市博物馆、上海历史与建设博物馆等机构征集并收藏的历史文献和其他文物,一度纳入文管会的管理之中。
二、上海市通志馆的文献收藏情况
1、文献征集
上海市通志馆在筹备阶段即开始着手搜集历史文献。1930年7月23日,上海市政府公布《上海市通志馆采访员征集细则》(《上海市政府公报》1930年第62期),规定采访员职掌“公私记载之征集事项,文献掌故之调查,数目之排比调制,重要古迹之摄绘,著名碑刻之抚拓,遗闻轶事之访问。”
1931年,通志馆三名专任委员(汤济沧、赵正平、瞿宣颖)将征集范围分为疆理、物产、经政、民物、风俗、货殖、建置、人物、艺文九大类,由专任委员分别负责调查征集,同年9月2日在《申报》刊登《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征集史料启事》。
《申报》上刊登的《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征集史料启事》
由于通志馆广搜历史文献的初衷是为编纂志书,其征集品类尤重视传统的史志碑帖、家乘谱录、乡贤著作和新式的报纸期刊、机关刊物、征信录等。其征集范围则以上海特别市境内区域沿革为主,兼及邻邑十县。
根据1936年《上海年鉴》记载,截止至当年,上海市通志馆共收藏文献10000余种,其中史志1500种,杂志创刊号1400种,报纸2814本,年鉴50种,碑帖143种,家乘35本,图表70种,照片162种,行规35种,征信录950本,机关刊物272种,单行小册203本,乡贤著作131种,清咸丰五年(1855)至宣统三年(1909)上海县署档案1632件,其他2532种。
通志馆复馆及改组为文献委员会后,仍孜孜不倦地搜求上海的历史文献。陈乃乾发表于1947年6月和7月《中央日报·上海通》上的《明代三志》《上海三志》等文即讲述了1946年获得《嘉靖上海县志》《万历上海县志》的经过。他回忆,在1937年文献展览会期间,即想把这两部志书介绍给通志馆或市博收藏,可惜议价太高而未成事。而在经历了战争的苦难之后,这两部志书“依旧投到了市通志馆的怀抱”。
2、文献目录
文献目录是了解一个机构文献收藏情况最直接的资料。通志馆馆员很早就开始为馆藏文献编制目录,前后共计六种,反映了馆内较成系统的文献收藏:
第一号征信录目录;
第二号记述上海之西文书目录;
第三号杂志创刊号目录;
第四号上海地图目录;
第五号清代上海县署档案目录;
第六号上海市政府出版图书目录。
其中,征信录目录上海图书馆藏有一册,记述上海之西文书目在《胡道静文集》中有收录,杂志创刊号目录有1937年油印本,其余三种均为未刊稿本,藏地不详。
而除了以上数种专门藏书目录之外,另有几种书目也反映了通志馆的部分藏书情况:
其一,通志馆总编纂胡怀琛《关于上海的书目提要》,原是《上海市通志·学艺编》中《上海学艺书目》的一部分初稿,作者在书目提要中对通志馆有藏本的文献有所标注。
其二,胡道静《上海的定期刊》,是《上海市通志·新闻事业编》中的部分初稿,对经眼的期刊藏地做了标注。但以上两种书目均出版于1935年,对上海市通志馆1936、1937两年的搜集、典藏未能涉及。
其三为上文已提及之《上海文献展览会概要》。书中共收录展品12000余种,其中史料类展品1300余种,多数为通志馆出品;典籍类中也有110种为通志馆收藏,而这些典籍以乡贤著述和方志为主,正好补通志馆专门目录之缺。
《上海文献展览会概要》
三、民国上海市通志馆馆藏文献举隅
民国上海市通志馆馆藏文献大宗今被移交至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以下就其中一些珍贵文献稍作举隅:
1、上海的方志
《真如志》八卷
民国王德乾撰,稿本
王德乾撰修的《真如志》,是现存几部《真如志》中的集大成之作,“内容详尽而精确,资料十分丰富,结构较为合理”(张剑光《中古时期江南经济与文化论稿》)。
府县级的方志由政府与乡绅合作刊行,尚属易得,而一些乡镇志则常常只以钞本形式流传。当年通志馆采访员相当重视这些手稿的搜集,遍访民间公私机构和个人搜集采入。根据《上海文献展览会概要》的著录,可知通志馆当时已访得王志稿本并收藏,后被移交至上历博。
《弘治上海县志》八卷
明唐锦等纂修,摄影底片
原书藏于宁波天一阁,由通志馆编辑主任徐蔚南的堂兄徐蘧轩联络借至上海,并拍摄书影,由中华书局据书影刊行。影刻本今天尚易取得,而书影底片却为世间绝无仅有,后亦递藏至上历博。
《同治上海县志》三十二卷
清俞樾等纂修,同治十年刻本
通行的《同治上海县志》为同治十一年南园刻本,而此同治十年刻本,通志馆学者陈乃乾述之甚详。陈乃乾在苏州购得这部“绝无仅有的珍贵孤本”,与通行本对校一过,校得异文在一万字以上。由于编纂者俞樾和方宗诚均非上海人士,“对本地的世家大族没有顾忌和偏袒,也可说对于上海情形不如本地人的见闻真切”(《陈乃乾文集》)。因此,同治十年县志刻成后,在上海县内引起很大纠纷,甚至群情激愤要求改编。后由邑绅王承基等删补,在原书板基础上挖改重印,成为后来通行的同治十一年本。
《同治上海县志》同治十年刻本牌记
这段差点被淹没的历史,陈老曾撰文发表于1951年4月23日的《新民报·晚报刊》上,而这部“绝无仅有的珍贵孤本”原收藏于民国上海市通志馆,今在历博。
《同治上海县志志》同治十年刻本陈乃乾手校
其余志书如《嘉庆上海县修志例》《上海县续志》《民国上海县志》等亦钤有通志馆等机构印章。
2、上海的石刻文献
今上历博收藏碑帖共有1000余件,其内容大致为上海人士书、刻、藏帖和上海碑刻史料,是馆藏文献中的一大宗。这些碑帖中贴有上海文献委员会标签的约200多种。
四明公所洗衣业同善会碑记拓片文献委员会标签
石刻文献是市通志馆和市博共同关注的专题。通过《上海文献展览会概要》著录的石刻文献,可以看到市通志馆和市博都收藏了大量碑刻史料,比如修缮城池、庙宇,建制会馆公所的碑记。而市博在此之外更收藏了一些本地刻帖,有上海人氏摹刻或手书上石之作,也有上海藏家递藏之作。这与同时供职于两个机构的徐蔚南的学术兴趣不无关系。
作为上海市通志馆编辑主任的徐蔚南,可以说是第一位留心搜集上海石刻近代学者。他撰有《上海金石录》,以“泽人”的笔名发表于1941年第10期《学人》杂志,陈乃乾谓有开创之功。其引言称“上海金石故虽少古董之薰香,而于文献价值,则反较苏杭各地高出万倍”,因此将所收碑帖作为史料。根据上海历史演进的特点,分十二大类编制目录:(一)建制,(二)学校,(三)水利,(四)政绩,(五)祠祀,(六)名迹,(七)寺观,(八)钟彝,(九)仙佛经咒,(十)墓石传记,(十一)御笔,(十二)法书。全目共著录碑帖394条,其中有亲自目验的,也有依据史志转录的,在提要中分别注明。部分重要的碑帖史料,全文或择要过录,颇遵志书体例。
徐氏搜集金石的初衷是作为研究资料使用,自言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即有编纂金石目录之意,而由于种种缘故至三十年(1941年)才着手编订。上海辞书出版社藏有一批关于上海地方史料的碑帖并附有目录,目录的编订者署为“泽人堂”,而书中夹有一张签条,上书“上海碑刻共二百八种泽人堂向徐蔚南购入九十四次”,签条的背面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一月三日的日历。
泽人和泽人堂究竟是什么关系暂时无法稽考,而比对这批碑帖的目录和徐蔚南的《上海金石录》,显然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剔除存疑或无价值者,再增补而成。根据签条所透露的时间信息,应即上海市通志馆停办之际。
3、上海乡贤的著述或刻书
中国有相当悠久的文献传统,读书人常热心于搜集、整理乡邦文献。民国上海市通志馆时代,许多前辈学者穷尽霄壤搜集文献,并延续着为乡贤整理遗作厘定刊行的传统。
《存古堂印谱》二卷,清张智锡撰。
所录均闲散印章,共322方。民国通志馆学者搜得,吴静山、陈乃乾均曾撰文叙述,谓是“未经著录的孤本”。(《陈乃乾文集》)
《静安八咏》一卷,元释寿宁辑。
红格钞本。上海市通志馆总编纂胡怀琛旧藏。
《静安八咏》红格钞本,胡怀琛旧藏
3、档案文献
过去地方乡绅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度很高,清代时很多政府对于地方事务的管理即由乡绅组成的董事局实际操办,因此产生了许多记录事务办理始末的文献,其初衷是表彰功臣并供后世资鉴,有法律史学者称之为“成案”。当年上海市通志馆亦收集了许多“成案”文献,今大多递藏至上历博。
清道光年间所刻《江苏海运全案》。记录道光六年(1826年)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太仓州由民间船商承领漕粮从上海海运至天津始末。其事为后来轮船招商之滥觞,而其书记述之详,除领事商户名单、运粮数量、行船线路之外,更细至海运船只样式、每日风向等枝节。道光间的《江苏水利全书图说》和民国时的《江苏水利图说》,则是记录江苏省境内河道修缮的成案。
清光绪三十年(1904),浦东绅士谢源深等创设浦东塘工善后局,初为修筑堤塘抵抗水灾而设,后承领事务日益增多,凡交通、文化、公益、维权等均有涉及。塘工善后局事务成案如《浦东塘工善后局经浚寺前浜西新塘河工案》《塘工善后局辟筑北洋泾马路英商交涉案》《浦东塘工善后局规画沿浦公渡码头案》等均传藏至今。
今上海通志馆
今天的上海通志馆建成于1996年,沿承了八十多年前上海市通志馆的绝大部分业务职能,如资料收藏、史志研究、编目整理、杂志编纂、成果展示等。
上海通志馆主办的、1987年创刊的《上海滩》杂志
上海通志馆近年参与整理校勘出版的古代、近代旧志
上海通志馆近年出版的地情普及系列丛书
馆藏文献仍然是今天通志馆的立馆之本。今通志馆馆藏主要以建国后的方志、年鉴、上海地情资料为主。包括全国省、市、县、乡镇各级新编地方志书26000余册,各级地区综合、专业年鉴11000余册,上海地情资料及方志理论著作14000余册,以及上海地区首轮和二轮新编志书修纂过程中收集的部分资料长编等原始文献。此外,亦藏有少量明、清、民国时期江南地区方志、年鉴、报刊、文集等文献资料。
上海通志馆部分馆藏
2021年年底,上海通志馆新馆将开放运营。新馆坐落于浦东新区花木城市副中心上海图书馆东馆4楼。
上海图书馆东馆效果图,通志馆新馆位于4楼
上海通志馆新馆以“五馆合一”为理念,即集查询、阅览、收藏一体的现代图书馆;利用多媒体、高科技展陈上海地情的现代展示馆;将地方志资源变为普及读物、文创产品的开发利用馆;培养爱党、爱国、爱乡情怀的学习教育馆;培训方志人才队伍、普及地情知识的人才培养馆。
上海通志馆新馆将与上海图书馆、上海社联资源整合,协同创造产生新的优势,更加全面、系统、完整地服务上海、反映上海、研究上海,充分发挥“志库、知库、智库”的资源作用,打造最具代表性、权威性、标志性的地情文化中心。
“修志问道,以启未来”,89年风雨兼程,上海通志馆始终结合时代,书写着上海历史,讲述着上海故事,承担着属于自己的文化使命。
感谢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提供资料
(上海通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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