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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旭光:读乾隆《山西志辑要》拾零
2019-12-05【打印】

  夜读经史,本身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尤其是读到有关家乡的内容。 

  近读乾隆《山西志辑要》(下称《辑要》)卷七,其中关于古泽州府高平县的历史沿革和风土人情的记述,有一些知识和故事是过去不甚了解或未曾关注的,讵料竟阅之如饴,颇觉有益亦有趣。故撷取一二,以飨同好。

  一、泽州府与高平郡 

  泽州府是今晋城市的前身,春秋时是晋国属地,战国时属韩、赵两国;到了秦朝实行郡县制后,始为上党郡高都县;晋代升为建兴郡,北魏“罢郡置建州”;到了隋朝,改建州为泽州……至清雍正六年(1728)“升为府”。泽州府下辖凤台、高平、阳城、陵川、沁水五县。

  高平(长平)位于山西东南部、泽州盆地北端、太行山西南边缘,自古以来为战略要地。战国时的长平之战,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最早、规模最大、最彻底的大型歼灭战,秦昭襄王曾亲临高平;发生在五代的高平之战,是后周和北汉、契丹联军之间进行的一次关键性战役,也是五代十国时期最为重要的一次决战,后周皇帝柴荣曾率军亲征,宋太祖赵匡胤当时是后周禁军将领,在此战中崭露头角、立下汗马功劳;唐玄宗早在做潞州别驾时就到过高平,做皇帝后又多次莅临高平巡察,十分看重高平的地理优势和战略支点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泽州域内曾两设高平郡:一是北周建德三年(574),并高都郡、长平郡为高平郡;二是唐天宝初,泽州改称高平郡。然此高平非今之高平也。因北魏改置建州时,治高都城,辖高都、长平、安平、泰宁四郡;北周更是将高都郡、长平郡合为高平郡。我想,此“高平”应是取义高都之“高”及长平之“平”。

  二、长平郡和盖州 

  高平在战国时为赵国属地,谓“长平”,有曰“长平邑”。著名的长平之战即发生于此。汉朝设为泫氏县,延袭至晋;北魏置长平郡,领高平、泫氏二县;北齐时,泫氏并入高平,属高都郡。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改泽州为长平郡。此长平郡和北魏长平郡不是一个概念。隋义宁二年(618),长平郡复改为泽州。到了唐朝,高平一度“于县置盖州”。至贞观初,高平又从盖州改回高平县,隶属泽州。此后,五代、宋、金、元、明等皆此。 

  唐朝置盖州,在唐高祖立唐之初。因殷商时高平曾为盖国属地,盖州即可能由此而得名。当时,盖州领丹川、盖城、陵川、高平四县,治所在高平米山(即今高平市米山镇)。米山在春秋战国已成集镇,是长平之战赵军的指挥中心。据传,赵国老将廉颇曾“积米于此”,故名米山。《辑要》亦有此说,称米山在“县东十里,赵将廉颇积米于此,土人名大粮山”,并称其为泽州和潞州之要冲,“商贾辏聚,百货咸集”。 

  盖州虽然设置时间不长,唐贞观元年(627)即复并于泽州,但作为地名却流传了下来。比如《水浒传》说的是北宋末年的事,仍多有提及盖州。该书第九十一回《宋公明兵渡黄河  卢俊义赚城黑夜》中描写道:宋江统兵征剿田虎。先是卢俊义率花荣、李逵、鲁智深等一举夺得陵川、高平,继则宋江来到高平,“即日与吴用、卢俊义商议如今当去打哪个州郡”。吴用道:“盖州山高涧深,道路险阻,今已克了两个属县,其势已孤。当先取盖州……”宋江道:“先生之言,正合我意。”遂传令柴进同李庆去守陵川,替回花荣等六将前来听用,史进同穆弘守高平。次日,花荣等已到。宋江即兵分五路,“杀奔盖州来,却似龙离大海,虎出深林。正是:人人要建封侯绩,个个思成荡寇功。毕竟宋江兵马如何攻打盖州,且听下回分解”。

  三、城高三丈五 

  古代的城墙是有一定规制的,但就其高度而言并不十分严格,尤其不同朝代差距甚大。比如,唐朝都城的长安城墙高度只有6米,也就是一丈八;北宋时,东京汴梁的城墙高达四丈,超13米;北京的明城墙,据《顺天府志》记载,“下石上砖,共高三丈五尺五寸”;清朝开封的古城墙高度为11.3米,即三丈四。一般说来,都城的城墙最高,别的城都要比都城矮,城墙高度多为810米。

  及于高平城墙,《辑要》载明,“城周四里,高三丈五尺”。高平城不大,城高三丈五可算是够高的了,这与当时的太原府、潞城府的城墙一样高。同在山西的平遥城要比高平城大得多,明洪武三年(1370),平遥城的扩建奠定了现存城墙高“三丈二尺”的基本形制,明清两代先后有20多次维修,城墙高度基本保持在10米左右。不过在乾隆年间,不知何故,山西竟有不少城墙高得出奇。据《辑要》记载,平遥城城墙“高三丈八尺”、交城城墙“高四丈余”自不在话下,惟翼城县的城墙“高六丈”令人惊异,许是地势所就“四面悬崖"之故,亦不可知。 

  “惟城围民,惟池围城”。“池”是“城”的屏障,故常以“护城河”称。《辑要》亦载明,高平城“池深一丈”,应不谓不深。然而,若较翼城的“池深数丈”,则不可同日而语。翼城也太个例了。 

  四、丹水流长 

  丹河是黄河北岸沁河最大的支流,古称泫水、丹水等,全长160多公里,流经晋城市和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市,因发源于高平丹朱岭,故名。 

  丹朱岭,位于高平北45里,是长治市与晋城市的界山。丹朱是中国上古部落联盟首领尧的长子。相传,因为丹朱不肖,尧把部落联盟首领之位禅让给了舜。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说:“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以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关于丹河名称的来源,还有一个流传较广的说法是:2000多年前战国时代的长平之战中,秦军坑杀赵卒40万,河水被血染红而得名。此说见晋代程玑的《上党记》。《上党记》载言:“秦坑赵众,流血成河,由是俗名为丹水。” 

  今读《辑要》,始知还有一说,即“丹河源出发鸠山,经县境自西北而东南,入凤台县境,合白水泻于沁,上党诸山之水建瓴而下,暴雨辄涨二三丈,涌赤土,水色如丹”。因“涌赤土,水色如丹”而名丹河,此说其实早有流布,如清初的《读史方舆纪要》就明言:丹水每遇暴雨,“浮沙赤赭,水流如丹,因名。”如此等等,只是我孤陋寡闻,未曾关注而已。

  不仅于此,《辑要》引发我兴趣的还在于它所披示的有关丹河的其他一些有趣的信息。 

  一是“丹河石堤高十八丈,长六百尺”。这个大坝究竟建在什么位置不得而知,但就它的体量来说,高60米、长200米,也可算是庞然大物了,尤其是“高十八丈”,使人惊奇。 

  二是历史上曾多水患,“暴雨辄涨二三丈"。在我的印象中,高平和山西省内的大部分地区一样属于干旱缺水的地区,不说十年九旱也差不多,起码以前我看到的丹河每年都有断流。没想到历史上居然也曾水患连连,河水竟“辄涨二三丈”。难怪《辑要》记述,早在唐贞元年间,县令明济就曾“濬治丹河,免民于水患”。 

  三是丹河边上有个“龙曲村”。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我们家从城里搬到了乡下,其中在县城往南四五里的龙渠村住了几年。《辑要》所提“龙曲村”不知是不是就是现在的龙渠村。若按《辑要》的描述,县城附近有一个浚水桥,此桥应修于明代。那时,由于“多水患”,邑令李桢“凿濠引水,由南之东,抵龙曲村,会丹河,因筑此桥于关外,以通往来”。这里描述的一些内容倒与龙渠村暗合。巧的是,龙渠村村北头还真有座桥(桥的北边紧挨着就是桥北村),这座桥不是横跨丹河,而是与河的流向顺行。桥下深深的桥洞,一端通向丹河,一端连着桥北村南侧的沟渠,显然有“浚水”的功能。由于该桥正位于丹河的一个拐弯处,弯道又有点急,因此夏季发大水时这里常会呈现洪水滔滔的景象。这个时候,便会有数以百计的村民站在桥头岸边看热闹,而最有看头的是捞“浮财”——一些青壮汉子在滚滚河水中打捞上游漂下来的庄稼、木材、家畜等。在《辑要》中读到这段“引水”“筑桥”的内容时,我的眼前便浮现出小时候挤在桥头“看热闹”的情景,心里却寻思着这桥会不会就是当年的“浚水桥”呢? 

  四是李贺有诗写丹河。据传,写丹河的诗很多,如:“丹水流衍曲如带,风皱罗纹听管弦”([]《硖石山杨夫人摩崖诗刻》);“春游丹水上,花木弄粉黛”([] 梅尧臣《寄怀刘使君》);“太行北麓近,丹流东逝深”([]杨慎《过河内作》);“王屋山光邀去鸟,丹河水色舞蜻蜓”([]傅淑训《青莲寺》);“清化近覃怀,沟渠引丹水”([]乾隆《清化镇》)等等。这些诗寄情山水,亦不失为佳句,但《辑要》唯引唐代大诗人李贺的名句“漆灰骨末丹水砂,凄凄古血生铜花”(《长平箭头歌》),目之却叫人心头一震,顿觉穿越两千年,仿佛体味到那场战争的惨烈、悲怆和凄惋。而李贺这首诗名为《长平箭头歌》,也直白得很。“长平”和“箭头”都是地名, 但在此合用之,便不再是地名,所“歌”者乃长平之战也。 

  五、炎帝陵和神农庙 

  众所周知,炎帝是中国上古时期的部落首领,和黄帝并称华夏始祖。相传,炎帝发明耒耜、教民稼穑,遍尝百草、发明医药,因此号神农氏。 

  关于炎帝故里,时下有六地之争,即陕西宝鸡、湖南炎陵、湖北随州、山西高平、河南柘城、湖南会同。然而这“六地之争”却未必冲突。现在较为趋近一致的一个观点是:炎帝出生于陕西宝鸡姜水之岸,后又迁徙到湖北、湖南、山西等地,在多地活动均为故里。而且很多人认为炎帝不止一位,因此炎帝陵便不止一处。比如有观点主张,宝鸡的炎帝陵是第一代陵,炎陵县(原酃县)的炎帝陵是第八代陵。

  高平也有炎帝陵,《辑要》记载:“上古炎帝陵,相传在县北四十里换马镇,帝尝五谷于此,后人思之,乃作陵。陵后有庙,春秋供祀。”又说,依县志,“炎帝陵在湖广衡州府酃县康乐乡,此特其虚塚云”。乾隆时“虚塚”说可以理解,但令前人没有想到的是,200多年后在高平发现了炎帝陵石碑,而且是目前国内发现年代最早的炎帝陵石碑。该碑刻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孟夏吉旦”。它的发现,显然对高平炎帝陵的“虚塚”说有所消弱。 

  不仅如此,在高平境内与炎帝神农氏有关的遗址遗迹众多,羊头山上的神农城、神农井、神农泉、五谷畦、耒耜洞,炎帝行宫、炎帝寝宫、神农庙、五谷庙等30余座庙宇院落,还有记载有关炎帝事迹的碑碣100余通。其中关于神农庙,《辑要》记载:“神农庙,一在羊头山,曰上庙,为神农尝五谷处;一在换马镇,曰中庙,有神农遗塚;一在东关,曰下庙。”中庙之所在换马镇即今天的神农镇,而神农镇不过是复名历史上有过的“神农乡”而已。现藏于羊头山神农庙、勒石于唐天祐七年(910)的一块碑石上,就清晰刻有“神农乡”字样,说明“神农乡”最迟在唐代已经出现。在现存碑碣中,2003516日在羊头山神农城下的五谷畦发现的《羊头山五佛碑》,为北齐天保二年(551)之物,是目前国内记载神农炎帝遗迹最早的石刻文字。 

  据专家介绍,有关炎帝神农氏的遗存在高平发现最多,实物和文字记载的年代也最早,但由于陕西和湖南等地的炎帝文化发掘较早,声名远播,高平炎帝陵的影响远不及前者。即使山西本省的文化学者,每每说起山西文明的久远,也几乎总是言必称尧舜,不知有神农。尽管近几年来高平炎帝陵一年一度的拜祖活动有些声势——有几十个国家的海外华人前来寻根祭祖,尤其是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洪秀柱、吴伯雄和新党主席郁慕明等相继到来。然我却感觉,高平炎帝除了在当地叫响之外,在山西其他地方的影响好像还不如在台湾。这个文化现象有点奇怪。 

  六、神奇的米山风洞及其他 

  米山风洞位于高平县米山镇的北朱庄村,在当地妇孺皆知。据说此洞“三天吹风,三天吸风,三天停风”,颇为神奇。《辑要》亦记载:“县东南十里,风出洞恒三日,入洞恒三日。”清康熙年间泽州知府朱樟看过风洞后,深感惊异,当场赋诗一首:“噫气泄土囊,一窍主耗溢。三日先吟风,自口吐而出。三日倒纳风,张口咽而入。呼吸如有神,洞内涉怪谲。”开国大将黄克诚、中组部副部长李锐等看后亦无不啧啧称奇。更有游观者慨叹:“中华大地一奇观,吞吐自如数百年。” 

  由于风洞之神奇,竟演绎出一个神奇的传说来。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时,“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败于黄帝,向西逃窜,却被太行山堵住去路。蚩尤使出土遁法,潜入山底。黄帝遂拿出五色旗祭祀,运用神功,将蚩尤压在了高平境内的七佛山下,让其永世不得出山。蚩尤被压山下,只留一个小孔通到地面,可得呼吸。蚩尤一呼、一吸、一喘间,需阳世人间三天三夜。 

  米山风洞虽不像传说中那样的由来,风出风入也不再如记载中的那样规律,但毕竟作为一种神奇的自然现象而引起人们的好奇,并由此渐渐形成为当地的一个景观。记得小时候听大人讲,风洞上原是压了一个磨盘,通过磨盘中间的眼出风和入风。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人们在此处修起了一座风神庙,将风洞置于风神庙内,磨盘也换成了一个大龙头,龙头的嘴成了风的通道。

  除神奇的风洞外,《辑要》还记载了其他奇异之事,兹列一二。其一,汉代的“费长房,修真高平县之南山,有提壶卖药翁,日行市中,入壶以憩。长房见而异之,礼为师。翁曰:孺子可教,并引壶中,绝非人境。遂予竹杖及缩地法,数千里倾刻可至,后不知所终”。说的是东汉时期的费长房,在高平县南山修道。有一天,看到一位提壶卖药的老翁,行至市中,跳入壶中休息。费长房见后惊异,遂揖礼拜师。老翁说“孺子可教”,并将费长房引入壶中仙境,又赠予竹杖、教其缩地法,“数千里倾刻可至”。此费氏可非凡人,著名典故“悬壶济世”即源自于他。其二,唐代的“李通敏,高平人,学辟谷,去妻子,隐于西山,不入城市,年逾百岁,无疾终。后有遇于王屋者”。说的是唐代的读书人李通敏,李唐皇族后裔,号游仙。他弃科举,学辟谷,离开妻子,隐于西山,活了一百多岁,无疾而终。后有人在王屋山又遇见了他,竟仪貌如生。现在高平境内的游仙山、游仙井都是藉他而名。还有因他而建的游仙寺,更成为今天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寺始建于唐,北宋淳化年间(990-994)重建,后历代屡有修葺,寺内现存一通清乾隆十七年(1752)的《重修游仙寺碑记》记述了有关历史。费长房修真也好,李通敏辟谷也好,如此等等,亦庄亦谐、亦史亦闻,无不为高平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平添一抹亮彩。

(来源:“史志山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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