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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创新格的治书信史——记饶宗颐《潮州志》的纂修与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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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创新格的治书信史——记饶宗颐《潮州志》的纂修与重刊 

林英仪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曾于1946—1949年担任潮州修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潮州志》总纂,主持纂修《潮州志》的实际工作。当时,饶教授年甫而立,风华正茂,奋发有为,以超凡的魄力,发挥三长[1]之才能,兴创新格、纂韦编之壮举,成为全国罕见的文化盛事,在地方志史上树立起承先启后、典式垂范的丰碑。

一、专家云集,规模空前

1946年4月,由地方政府开明官员和热心史志工作的行家发起,时驻潮安县城的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决定纂修《潮州志》。同年7月成立潮州修志委员会。聘请曾兼任广东通志馆馆长、主修《广东通志》的原中山大学校长邹鲁(海滨)、一贯热心家乡文教工作的两广监察使刘侯武、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国民党中央执委兼华侨委员会常委萧吉珊、广东省政府委员陈绍贤、原广东省通志馆主任、著名文史专家温丹铭等为顾问。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郑绍玄兼任主任委员,郑卸任后,专员公署官员不参加修志机构,原两广监察使离任回潮的刘侯武接任主任委员。饶宗颐教授为副主任委员兼总纂,延聘各县市局政要及硕彦鸿儒为委员。修志委员会成员共达156人,其中多数是专家学者,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纂修《潮州志》的专职常设机构是潮州修志编纂委员会和潮州修志馆。编纂委员会成员都是当时潮汕或在外地工作的各界文化名流。这个常设的修志机构,广聘人才,集专家学者数十人,形成强大的修志队伍。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由饶宗颐总纂的《潮州志》,其篇目内容、卷帙规模,大大超越清代潮州府志。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相继修成的《潮州府志》,虽不断有所发展,但变化不大。顺治吴志十二卷,分十二部,30多万字;康熙林志十六卷,为目二十六,50多万字;雍正胡志二十四卷,列目三十;乾隆周志四十二卷,分三十六门,80多万字。《潮州志》列三十门,拟分订50分册,400多万字,其规模大大超过清代四部《潮州府志》之总和。更主要是增加新志目、新条目和新内容,使此次修志成为潮州地方志史上规模空前之盛举。限于历史条件,当年《潮州志》仅刊行20分册,未能首末完帙出版,历经半个多世纪之后,未刊志稿多已散佚,已刊部分志书也流传不多不广,成为一大憾事。

今逢盛世,文化建设方兴未艾,地方志事业不断发展。潮州市委、市政府重视地方志工作,把再造志书善本,传承地方历史文献,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拨出补助专款,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创会主席陈伟南先生赞助出版经费,共襄《潮州志》重刊之善举。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从汕头市档案馆及热心人士处,获得当年修志档案资料和五个未刊志稿。2004年8月,饶教授授予委托书,委托潮州市志办补编重印《潮州志》。重刊的《潮州志》按1949年已刊版式编为10册。补编卷首一册,编入四篇序文:民国时期曾任铁道部部长、广东省文献会主任(建国后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全国政协委员)叶恭绰1949年夏撰写的《潮州志序》,原广东省省长卢瑞华2004年8月撰写的《重印<潮州志>序》,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创会主席陈伟南2004年7月撰写的《重印饶氏<潮州志>序》,饶教授2005年6月撰写的《重刊<潮州志>序》;存于汕头市档案馆的饶教授1948年春撰写的《潮州志述例》,纂修题名:潮州修志委员会、潮州修志编纂委员会、潮州修志馆等机构成员名单;附图、潮州志总目及新编详细目录。

原已刊行20分册按原版式扫描重印,编为第一至第六册。第一册为沿革志、疆域志、大事记;第二册为地质志、气候志、水文志、物产志三?药用植物、物产志四?矿物、交通志;第三册为实业志一至四,六、七,即农业、林业、渔业、矿业、商业、金融等专志;第四册为兵防志、户口志、教育志;第五册为职官志;第六册为艺文志、丛谈志。新补五个志稿编为第七、八册,第七册为民族志、山川志、实业志五?工业;第八册为风俗志、戏剧音乐志。补编志末一册,编入潮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沈启绵撰写的《重刊<潮州志>后记》,市志办主任黄继澍根据档案资料撰写的《潮州志纂修经过》,并附录部分修志档案资料复印件。

重刊的《潮州志》,全书共4400页,230多万字,成为志书的鸿篇巨著。饶教授对潮志重刊问世十分高兴欣慰,在《重刊<潮州志>序》中指出:“其弥足可贵者,执事诸君经反复查访搜寻,重获民族、山川、工业、风俗及戏剧音乐五部未刊志稿,复依据当年修志馆文书档案资料,补编全书卷首、志末部分,是则该志之再版,其规模格局已接近当年原拟之体制。”“窃以为重刊之事,迹近奢望,不意望九之年,竟能获见是书之补编锓梓,岂非人生之赏心乐事耶?”[2]

二、体例创新,内容翔确

1949年夏,时任广东省文献委员会主任的叶恭绰先生,获悉《潮州志》编辑告竣,即将出版,惊喜交集,欣然为《潮州志》作序,肯定“此书之善有二大端:“融通新旧,义取因时,纂组裁量,各依条贯,不取矜奇立异,亦非袭故安常。分类三十,统称为志,仍附各表,以省篇幅而清眉目。殿以丛谈、叙录,若网在纲,别为卷首、志末,在存全貌,可谓斟酌至当,兼备众长。此体例之精惬,为全书之特色者一也。”“义取存真,事皆征实,如山川、气候、物产、交通之类,皆务根测验,一以科学为归。更重调查,期与实情相副,迥殊扪龠,可作明灯。此记载之翔确,为全书之特色者二也。”[3]

诚如叶公灼见,饶宗颐总纂的《潮州志》,最显著的特点是承先启后,与时俱进,敢为人先,体例创新,内容翔确。在融通新旧、体例创新上,饶教授撰写《潮州志述例》作了说明:“兹编分三十门,沿旧志者十之四,自立义例者十之六。沿革、疆域、气候、山川、物产、古迹、兵防、水利、财赋、宦绩、人物,皆旧志所有。民族、地质、土壤、地形、水文、政治、交通、实业、侨况、社会、宗教、方言、戏剧音乐、金石,则向之所无。户口于旧志为附庸,今蔚为大国。乾隆时修府志为目凡三十六,兹多所删并,删形势入于地形,并飓风于气候,分灾祥中之地震以入地质,合署廨坊表寺观茔墓于古迹,合城池津梁墟市于建置,并堤防于水利,合赋役经费盐法于财赋,合屯田关隘于兵防,附驿传于交通,易征抚之篇,以年系联为大事志,艺文专列书目。其各体诗文则仿阮通志、海阳志例择要分系各门。”[4]

饶教授暨编纂委员会诸多专家,按新体例篇目,博辑历代史志资料,注重考证调查,经过三载辛勤耕耘,终于修成的《潮州志》,确是一部承先启、内容丰富、卷帙浩繁的高文典册,成为当时潮州(原潮州府区域)的历史与现状的百科全书。《潮州志》承袭历代潮州旧志的很多记载。但同时对旧志书记述有误或不同之处,饶教授都查阅了大量史料,予以考证辨正或说明。如潮州海阳县的沿革,自明郭子章以后的各部潮州府志和海阳县志,都误从《周书?王会》篇讲起,认为周成王时潮地已有古海阳。饶教授根据自己考证研究之《古海阳考》,指明《周书》记述的古海阳系古楚东之海阳,实处今江苏常熟县即南朝萧齐所设立的南徐州海阳县,而非潮地之海阳县,更正了旧府县志之误。[5]义安置郡年期,旧志记述不一,仅《永乐大典?潮州府》在同一页中就记述义熙五、八、九三个不同年份,[6]《南越志》记义熙八年,《宋书》记义熙九年。饶教授查阅了《南越志》《晋书》《宋书?州郡志》《元和郡县志》,以及多部潮州旧志,根据多部史志文献记载,采定东晋义熙九年为义安置郡时间,并作说明:“《南越志》与《宋书》均为较古记载,相差一年,当是或就制可之日起计,或据到官之日起算,而隆安元年至义熙九年相距十七年,岂隆安初有建郡之议,后因故搁延欤,谨著其异于此。”[7]对古瀛州辖属情况,饶教授也作说明:“按补梁志,瀛州领郡四:义安郡、高要郡、乐昌郡、阳春郡。东晋南北朝舆地表梁武帝瀛州时治义安,郡六:义安、东官、梁化、海昌、乐昌、新会。又梁末陈初疆域,瀛州统郡三:义安、梁化、东官。此梁时瀛州疆域赢缩情形。”[8]

饶教授亲自撰编的新设立的《民族志》,全文三万多字,博采大量史志典籍资料,引证的史料数以百计,其中引自属于廿五史和全国性的史书三十多部,引自旧志二十几部,引自族谱十几部,还参阅一些专论、考述、纪略、杂记、注释之类的文章。根据历代史志记载,结合考古实物和访问调查材料,对潮州先民的民族构成、人口源流、迁入移出的发展情况,各立条目,编纂成书。其内容之丰富,论述之翔确,令人无限赞叹。这是饶教授的潮州民族民系研究成果,对《潮州志》内容的充实,也是一部系统的潮州民族史。

新设《实业志》,更是《潮州志》的创举。根据近现代潮汕地区各经济行业的发展情况,《潮州志》新设《实业志》,依次分为农业、林业、渔业、矿业、工业、商业、金融等七个门类,与现代三大产业的分类及排列次序完全吻合,而且分别记述各行业的概况、分布情况、生产经营方式、发展统计数字等,在志书中增加了大量的社会经济资料。这更是《潮州志》的显著特色。

特别是专业性强的门类,广延知名学术团体和行家参与编纂的篇章,内容更为翔确,更具科学水平。如“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两广地质调查所之于地质矿产,中国地理研究所之于地图绘编及山川水文气候,中山大学生物系之于动物,厦门大学海洋研究所之于鱼类,韩江水利工程队之于水利,中华柑桔研究所之于农产柑桔昆虫,均能运用最新科学方法,为国内地方志别开生面。”[9]《物产志?药用植物》对每种都标明俗称汉名,再加列拉丁文学名,与世界通用植物学名称相一致。还附名称索引,方便检索。这部《物产志?药用植物》,成为“潮州本草纲目”的雏型,为潮汕药用植物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丰富资料。潮州旧志无设置戏剧音乐志目,史志文献记述这方面的资料不多。新编《潮州戏剧音乐志》,征引资料浩博,论证精辟翔实,实际上是一部探讨潮剧潮乐的专门著述,对潮州戏剧音乐史作了重大贡献。《山川志》《风俗志》等各专志,内容与形式均有所创新,除按志书体例分章节条目记述外,还选录一些诗词、民谣、谚语,补充专志内容,使之丰富多彩,可读可诵。这也是历代潮州府志所无的。

三、典式垂范,树立丰碑

1946—1949年,饶宗颐总纂《潮州志》之壮举,是潮州地方志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事,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全国罕见的创举。民国时期,虽曾几次通令修志,但成书不多,按原州府范围修志的更少。查阅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收录历代截至1949年全国地方志书8200多种,在全国400多个旧州府中,民国时期修志的只有30多个地区,而且多数属于续修。其中民国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1945—1949年)只有三个地区修志。即贵州《定番州志》,清代原本,民国续修,1945年铅印本;[贵州]《遵义新志》十一章,17万字,1948年铅印本;[广东]《潮州志》,1946—1949年修,分门类设志目三十,1949年出版20分册,约150万字。这就是说,这个时期,在全国少之又少的修志地区中,只有《潮州志》体例创新,门类齐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成果显著。当时虽未全部付梓,但据档案资料,补编卷首、志末和部分未刊志稿,基本可见卷帙浩繁的全貌。因此,当时《潮州志》巨著之纂修,的确是开创性的修志盛事,是全国罕见的创举。正如叶恭绰先生当年在《潮州志序》中所言:“盖民国建立后,吾粤以旧府属为范围新编之方志,此尚为第一次也。”他盛赞“有此精心结撰之作,所谓鸡鸣不已,凤举孤骞,诚空谷跫音,荒年颖秀矣”。夸奖“潮人士此举,殆有裨全省,而非止岭东一隅之幸”,“实足供时代所需”。当年《潮州志》之纂修,为潮州历史文献库增添宝贵典籍,是对潮州文献史和全国地方志史的重大贡献。此次《潮州志》补编重刊,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这使原潮州府地域有了民国时期编修的承先启后的志书巨著,使古代到民国时期的潮州志书连接相续地传承于子孙后代,传播到海内外,将使潮州优秀人文传统不断发扬光大。

第二,开创新格的典式。饶教授洞察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脉络,具先见先知之睿智,跟随时代步伐,根据清代乾隆朝修《潮州府志》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情况,承前续后,融通新旧,开创新体例,增添新内容,在编纂宗旨、门类安排、体裁选择、撰写方法,以及遴选编纂专业人才等方面,都极具匠心妙笔。“自立义例者十之六”的新设志目,特别是民族、地质、土壤、水文、实业、侨况(务)、宗教、方言、戏剧音乐等专志,历代潮州旧志不仅没有这些门类的篇目,而且极少涉及上述门类的具体内容。这部按新体例、新内容、新方法编纂的《潮州志》巨著,不仅可发挥“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而且充实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丰富资料,对地方人文和经济建设都裨益甚多,起到济世利民的作用。饶教授大魄力、创新格的修志创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建树。既丰富方志学的理论,又为现代编修地方志导夫先路,创新体例,提供规式,树立典范,堪称在中国地方志史上树立了重要里程碑。1982年香港大学授予饶宗颐教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表彰饶教授纂修《潮州志》之功绩。这部补编重印的《潮州志》,对当前开展第二轮地方志纂修工作,仍是可资借鉴的典范。

第三,同舟共济,多方协力修志。当年修《潮州志》,由广东省第五区专员公署决定启动,经费由潮属各市县分担。但因时艰加剧,物价飞涨,半年后各属负担经费就得增加二倍。至1947年7月,原由潮属各市县认担经费中止支付,修志经费无着,修志人员生活处于“饔飧不继中”。喻英奇继郑绍玄任督察专员后全不管修志之事。刘侯武毅然顶任修志委员会主任委员后,修志委员会和修志馆已成为民间机构。刘侯武亲自鬻字呼号,谋求解决经费问题。九月起,幸得地方人士热心劻助,筹措基金5000万元,将息款充作经费。但由于物价狂涨,货币已失作用,修志委员会报专署批转潮安、揭阳、潮阳三县政府向殷户劝捐稻谷各20石,至1949年初,以此维持修志人员的实物津贴。面对时艰的窘境,编纂委员会诸同仁,戮力同心,有的到中小学兼课,以补生活费之不足。大家勉强糊口,经常吃稀粥,嚼杂菜,甚至枵腹从公,共同度过难关。海外潮商俊彦,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香港创兴商行廖宝珊先生捐款200万元作为修志费用,暹逻余子亮等多所资助,对修志工作给予支持。香港方继仁先生按月由汤秉达先生经手,汇款维持修志馆的日常费用,还为修志人员到各县实地调查解决经费问题。在海内外潮籍乡亲的襄助下,编纂诸同仁夙夜匪懈,辛勤采辑,埋头著述,终于基本完成《潮州志》的纂修任务。

为筹措《潮州志》印刷经费,修志委员会于1949年3月具文呈请专署令饬所属市县各机关学校预订付款。同年5月,刘侯武、饶宗颐还奉函新加坡等海外侨领,宣传乡邦修志盛事,敦请“各同乡多方认购,惠借款项,以应急需,共襄盛举。”[10]新加坡侨领黄芹生、杨缵文等发动乡亲踊跃订购70部,并即先付款5000港元。

这次补编重印《潮州志》,也是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创会主席陈伟南先生赞助,潮州市政府拨专款,机关学校社会各方专家和热心史志工作人士,同心协力参与整理编辑工作,才使这部志林巨著重刊发行。

第四,《潮州志》的重刊,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原广东省省长卢瑞华在《重印<潮州志>序》中指出:“该志之刊行,将为潮州历史文献库增添宝贵典籍,为建设文化潮州增添历史文化内涵,为现代修志工作树立规式典范,为潮学研究提供翔实史料,促进潮学研究之广泛开展。饶先生之道德文章,将嘉惠之士林,辉耀典册,永垂青史。此部宝贵志林巨著,传承于子孙后代,传播至海内外,将使潮州优秀人文传统更加发扬光大。”[11]事实正是这样。补编的《潮州志》重刊后,根据饶教授、陈先生和市领导的嘱咐,市志办向港、澳、台、泰国、新加坡等地潮团、大学和知名人士,潮汕三市的史志、宣传、文化、图书馆、档案馆和文史专家,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国家图书馆和部分重点大学图书馆发送《潮州志》。还专程赴穗,向省史志办、档案馆、社科院历史所、文史馆、中山图书馆、广州市志办和中大、暨大、华师大、广州大学、技术师范学院等校图书馆,以及潮籍老领导和专家奉送这部鸿篇巨著。几个月来,总共向本市和海内外各地发送《潮州志》800多部,传播潮州历史文献,成为图书馆、史志、档案等单位收藏和读者、研究人员学习研究的宝贵典籍,获得广泛的赞誉。参加在中山大学发送《潮州志》座谈会的文史专家,对重刊的《潮州志》都给予高度评价。中大人文学院的文史专家表示,要学习研究运用《潮州志》的翔实资料,完成与潮州市合作的潮州文化研究课题。建国初期曾任潮安县委书记、原省顾委委员吴健民特致函潮州市志办,指出“潮州文化,在华夏文化中,现在正是逐渐成为各界关注的一个亮点。因此,很需要更多的历史资料提供学术界研究作参考。出版《潮州志》,就是做了向历史吸取智慧——为国家文化建设添砖加瓦的极有意义的工作。”

注释:

[1]三长,《旧唐书?刘子玄传》:“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

[2]饶宗颐:《重刊<潮州志>序》,《潮州志》重刊本卷首第11、12页,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2005年8月。

[3]叶恭绰:《潮州志序》,原刊载于新加坡《潮州乡讯》第四卷第九期5版,1949年6月16日。《潮州志》重刊本卷首第2、3页,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2005年8月。

[4]饶宗颐:《潮州志述例》。《潮州志》重刊本卷首第15、16页。

[5]《潮州志?沿革志》,艺文印务局,第23页。《潮州志》重刊本第一册,第46页。

[6]《永乐大典?潮州府》卷5343第8页,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重印本第15、16页。

[7]《潮州志?沿革志》,艺文印务局,第5页。《潮州志》重刊本第一册,第10页。

[8]《潮州志?沿革志》,艺文印务局,第6页。《潮州志》重刊本第一册,第12页。

[9]新加坡《潮州乡讯》第四卷第七期4版,1949年5月16日。

[10]新加坡《潮州乡讯》第四卷第七期4版,1949年5月16日。

[11]卢瑞华《重印<潮州志>序》,《潮州志》重刊本卷首第6页。

(本文刊载于《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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