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人园地
旧时光里仍年少
http://www.difangzhi.cn2019-09-10 21:02:08来源:【打印本页】 浏览量

旧时光里仍年少

陈灼

学校在区部后面的缓坡上,那时我们不叫区公所,叫区部。区部砌了围墙,围墙外是学校的下操场。下操场有两个篮球场,靠近围墙的是泥地,木桩支撑着的蓝板已经疏松,裂开了或大或小的缝隙,蓝圈也偏歪着。平行相邻的另一个水泥地面的篮球场,铁篮球架基座的横梁上,为了保持平衡压着几块石头。我们常常坐在石头上,观看几乎每天都有的球赛。操场正面坐北朝南一字排开五间土屋,土屋左侧地势约高的平台,三层高的楼房住了带着家眷的教师;右侧是大礼堂,大礼堂延伸出去,连着四层楼高的教师楼,两个建筑呈现出T字型的格局,刚好把两个篮球场围在了里面。沿着土屋与大礼堂之间的宽阔石阶走上去,是学校的上操场,偌大的操场上长满了浅草,左上角两排土屋教室垂直相连,仅仅包抄了操场的一小部分。

紧邻着区部的水管站,与教师楼一前一后,其间宽阔的通道,是进出学校的主路。从主路进来,经过教师楼,来到篮球场,一眼就看见五间土屋,那其中一间,便是我初一时的教室了。

班主任老师姓邓,教我们的语文,五十多岁的他还曾经是父亲初小时的先生。因为教了两辈人的缘故,他对我特别严苛。至今清楚记得邓老师在上课时曾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在黑板上写下一首顺口溜讥诮我:

小学数学顶呱呱

人人见了都在夸

一进三中自尊大

懒惰成性不像话

数学零分找着他

……

应该是刚进三中读初一的某次数学测试我交了白卷,才惹说话做事不温不火、不急不糙,总是面带微笑的邓老师如此生气,狠狠地下了我的面子。我当时处于怎么一种窘况,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已无法忆及。但对体育老师莫老师我却印象深刻,几乎每天的课间操,高大英俊的他都会出现在教室前筑起的平台上,带领我们做第六套广播体操,他领操的标准姿势惹人注目。莫老师篮球打得漂亮,偶尔还在操场上轻轻松松的翻几个空心斗,有时也在单杠双杠上下腾挪——那些高难度的动作让我们神往,大开眼界。据说莫老师是重庆人,刚毕业于成都体大,学的是体操专业。那时我一直以为体操专业学的就是广播体操,真正知道体操的含义,已是多年以后的事情。

我们的班长是另外一个公社的人,因为离学校二、三十里地,他住上了校。星期六中午放学后,他们一个方向的同学邀邀约约,急急匆匆朝着家的方向逶迤而去,星期天又背着干粑水豆豉......先后回到学校。邓老师安排我和他同桌,自然是希望读书专心的他能够影响帮助我,但我仅仅记得他曾不止一次地咬过我,想来我与姓陈的班长明里暗地多次动过手脚,但记忆中并没有过激烈的打斗。

初二时十二岁的我赖着要住校,离学校十里八里范围内很少有人不走读,但大人拗不过,终于依了我。穿过大礼堂,是学生食堂,经过学生食堂和大礼堂之间的通道,往上走几步就是背靠着上操场石壁的学生寝室。一楼住女生,二楼男生住。男生们是清一色的地铺,把家中带来的蒲草席、青篾席在木楼板上铺开,棉被枕头往上一放,就成了我们的床。住校生每人都有一口木箱子,木箱锁着饭票衣物油辣椒之类。晚上我们就点亮煤油灯,伏在垫了几块砖头的木箱上,读书、写作业——木箱毫不例外地成了我们在寝室的唯一的书桌。

寝室的墙壁天花板,前前后后的住校生用煤油灯打火机熏出了各种黑不溜秋的图案和文字——当时的内容形状已不再清晰,那些本身迷糊的景象,至今不可能不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一团混沌。

那时读书,第一羡慕街上的同学,因为近,上学放学,他们免走了许多越山搅水、爬坡上坎的乡路,还能在课间吃饱自己的肚皮———初中以后学校开始了早课,两节早课之后,老师和住校生去了各自的食堂,街上的同学们欢呼雀跃地回到家里。天不亮就起了床,摸到灶门前胡乱踉几碗剩菜剩饭的走读生,在这种时候只能饿着,书一般是读不进去的,无非追逐嬉戏,调皮千翻儿,等到接下来的课重新开始。

一天两顿饭,同学们敲着碗筷,从寝室里奔出来,吵着闹着,牵层打浪地涌到食堂前的院坝里。一个人负责收票,收齐了八张票,从食堂的窗口递进去,换来一盆饭,一盆汤菜。饭盆菜盆搁在地上,几个人围在一起,蹲着站着,把碗递出去,催促收票人分菜分饭。我也有几次收票分饭菜的经历——那时勺子掌握在自己手中,舀到自己碗里时,饭菜自然要汪实一些。饭大抵是未碾碎的包谷,掺了可怜兮兮的糙米,菜也不外乎煮老南瓜,煮酸菜洋芋,煮白菜萝卜,油腥星星点点地漂浮着。但那时吃着香啊,人还没走回寝室,路上已经把饭菜刨了个精光。

很奇怪学校忽然时兴起说“反话”——学生把说话的顺序打乱了或者颠倒过来说,“乖个阿娘有点姑”,转译过来就是“阿个姑娘有点乖”。鄙乡方言,把美丽漂亮叫做“乖”,把这个那个读成“支个阿个”,“凶过老师有点支”,自然是说“支个老师有点凶”。等等。最流行的脏话,莫过于喜笑怒骂时,脱口而出“舅个支儿”,没有直接了当说粗话,显见僻壤的人也有几分幽趣。

校长也喜欢骂人,尤其是训人时总爱带出话把子。我读初三补习班时,五十几岁的他因病去世,我们热热闹闹地走了几十里山路,护送他老人家回乡安葬。全校师生齐刷刷出动天经地义,然而于我,却暗暗怀着不一样的特别的感恩之心——大概在初一下学期的时候,有一次后勤老师准备了一些图书作业本、地图文具之类,在教室前的平台上向学生售卖,因为无钱,我只能在人群外逗留闲观。记得一身中山装的赵校长走了过来,问了我一句,慢慢解开上衣胸前的纽扣,把手伸进衣服内,在左胸处的内袋里掏出几张折叠整齐的钱,数了数,从中抽出一张贰角纸币递给我,骂骂咧咧地叫我买样东西。他认得我,那么多贫困的学生,他不能一一照拂,但是单单在那种时刻,毫不犹豫地施我以恩惠。当我今天第一次用粗疏的文辞写下这一次经历,我又一次心潮起伏,热泪盈眶,又一次在尘世,为远在天国的赵老校长低下头来!

临毕业时我确乎经历了一次“谈朋友”,读高二的学姐托人转给我一封信,我也写了托送信人回她,但我们从来不曾约会,甚至只是遥遥地几次看见对方。那时男女同学间很少说话,同桌时课桌上几乎都划了线,楚河汉界分明得很。很快我们都毕业离开了学校,当我来到百里之外另外一间学校读高中,她还通过邮局给我寄信,说生在农村,死在农业,希望我好好读书,跳出农门,不要像她那样,又回到乡野,终至要和土地一辈子打交道。我回了信,但不知她收到没有,不知不觉就断了联系,从此未再相见。

跳出农门是当年的农家子弟最迫切最强烈的愿望,命运垂青,几年后我回到了母校,成了一名拿购粮本拿工资吃饭的教师。时过境迁,学校的格局人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师长已经离开了学校,或谢世,或回到老家,或去了彼处,许许多多的同学也是天各一方。放电影《少林寺》时几乎要挤破的大礼堂,土屋教室弥漫的灰尘,煤油灯灯光昏暗的夜晚,包谷饭食堂的碗筷声......已不复存在,时光推移,我的母校已经是另一番景象。

一个偶然的机缘,我离开母校,改行调到了县城的一个部门工作。在那短短四年的教师生涯里,我怀着跳出农门的喜悦和农家子弟的天然心性,自然而然地融入学生们的生活,我忘不了和他们在课间一起打赢仗,扳手腕,挤油渣儿,让学生一左一右挂在我的肩上,双脚离地,我挑着他们来回奔跑......的情景。其时生活条件大为改善,教师家属,学校周边居民做起了“学生饭”的小生意,吃的已经是光大米,有炒菜有汤菜,有荤有素,再不是我们那时和汤和水一碗饭,急切地盼着一个星期一次的名不符实的“打牙祭”。远远近近的学生们在街上或学校附近的民居结伴租住,很少有孩子还象我们那时一样,晴里雨里,一天两头黑地来回奔走。

我多么希望能够带给同学们更多的温暖和关爱,但刚参加工作的我依然促襟见肘,手长衣袖短。我肯定遇到过很不开心的事,也不止一次地在他们的面前流露过负面的情绪。但最大的压力,还是我所学的英语专业,因为英语水平低过了头,我时时感到恐惧和忧虑。学校领导开明,仅给我安排了一年的英语课,就让我改上语文为主。现在想起,彼时教书,太自以为是,太由着心性,并未真真正正做好教书育人的本分。但我仍然庆幸,没有继续教英语,没有继续为人师,因为如此,没有更进一步地误人子弟。

仔细算来,再次离开母校已经二十一年了。这些年里,我曾数次路过我的母校。可是心中忐忑,几乎每一次都躲开了她。六十年来,她默默送走了一茬一茬的人,也为这方乡土暗暗地积攒着文气。我和她两次刻骨铭心的交集,无论在懵懵懂懂还是混沌初开的日子,她始终无言而又慈爱地接纳并安顿了我,给我贫穷的少年以欢乐、以厚待,给我唐突的青年以提示,以厚望。我多么希望她仍然是过去的样子!可是流逝的岁月总在改变一切,世间万物不可能永远留在原地。她只能在我回望的时刻,带着乡土的气息和简朴的身影向我而来,让我依然年少,再次重逢我的师长,我的同学,让我再次经历一系列放不下的苦乐岁月。

2019年6月1日

(作者为遵义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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