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人物
学术大家刘纬毅的精彩人生
http://www.difangzhi.cn2017-10-22 17:34:43来源:【打印本页】 浏览量

学术大家刘纬毅的精彩人生

董剑云 张 洁

只有高中学历,治学精诚,见识超迈,著述等身,终成一代方志大家、目录学权威、山西历史地理学泰斗,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只有科级职务,没有大学文凭,年逾五旬,却在强调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20世纪80年代,被省委破格直接提拔为副厅级领导干部;

父亲是民国时期中学校长,岳父为张大千弟子。朴实低调,与爱人执手偕老,相濡以沫一甲子,旷世爱情感哭多少人。

他就是刘纬毅——山西省图书馆的创建者之一、中国新方志的首倡者之一、当代山西历史地理学的拓荒者、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

一、传奇爱情

1931年9月,刘纬毅出生于河南省修武县小营村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为河南信阳中学校长。家中藏书甚富,刘纬毅整日浸淫其中,从此喜欢上历史、地理。解放战争时期,刘纬毅参加了革命,随军来到刚解放的太原,后在山西省中苏友好协会(山西省抗美援朝分会)工作,在这里邂逅了他一生的挚爱、也是日后鸿案鹿车60余年的爱人巢菊初。

巢菊初出身清芬世家,父亲巢章甫是张大千最中意的弟子,被师兄弟们尊称为“大师哥”。解放初期,巢家积极支援国家建设,将家中的40多间房屋无偿献给国家。巢菊初出生在这样一个锦衣玉食之家,但她“锦衣肉食非吾乐,蘖操冰心益自坚”。1949年秋,她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毕业,坚决要求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被分配到解放不久的太原市,先参加太原市接管扫尾工作,后陆续在山西省中苏友好协会(山西省抗美援朝分会)、太原市委文教部、市委宣传部工作。巢菊初思想进步,漂亮活泼,能写会画。“当时,有好多人追求她,也有不少人给她介绍对象,这个是处长科长,那个是大学生,她通通不要,她就看上我了。”直到耄耋之年,刘纬毅每每回忆起来,脸上还是满满的幸福。

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秋,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巢菊初下班途中遭遇车祸,腿部严重受伤,从此卧病在家50多年。但她不忘治学,精通书画篆刻的她经常在古字、古书、古画方面,为刘纬毅研究历史地理学和文献学释疑解惑,帮助断句,润色文稿,并为他刻章“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以共勉;而刘纬毅则挑起照料她的担子,无怨无悔。两人琴瑟和鸣,相得益彰,在二人世界里,意怡如也。刘纬毅直到81岁时,因为脑血管狭窄缺血,两次在家中昏厥摔倒,这才雇了一个保姆协助照料爱人。5年后,87岁的爱人在午睡中无知无觉安详去世。

刘纬毅为爱人举行了简朴的树葬仪式。在殡仪馆,当爱人的遗体从冰柜中抬出时,刘纬毅不顾一切地冲开众人,扑上去把这个和他厮守了60余年的冰清玉洁的爱人紧紧抱在怀中,将他颤抖的最后一吻深深印在她美丽如初的脸颊上。看着老人涕泪横流的无助的面庞,周围的亲友和工作人员都不禁潸然泪下。在绿荫下,当爱人的骨灰盒被缓缓放入树坑下葬时,刘纬毅又用力推开周人,爬到坑边,跪下给爱人磕了三个响头,高呼:“菊初,一路走好,你在天堂等我!”众人再次流下感动的泪水。此时此刻,没有谁比这个已经把照顾爱人当作生命支柱的老人,更能理解永别的含义了。对他来说,读书写书只是生活,而爱人才是他的生命。

二、学术高峰

1953年底,刘纬毅离开山西省中苏友好协会(山西省抗美援朝分会),相继调到山西省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山西省文化局工作。1957年,他主动申请参加筹建山西省图书馆,任筹备处秘书组组长。不久,负责筹备古籍部,组织整理堆积在山西省博物馆的大量古籍,后任古籍部主任。

在工作中,刘纬毅经常接待读者查找县志,咨询地名沿革。看到读者常常闹出“蒲州(今永济市)就是蒲县”“绛州(今新绛县)就是绛县”这类笑话,他遍查古志,整理成《山西古今地名对照》供读者查阅,大受欢迎。“文化大革命”中,他顶着“走白专道路”的巨大压力,潜心研究,著成《山西历史地名录》,开了当代山西历史地理研究的先河。“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山西省图书馆、山西省地名办公室各印刷1万册,仍然洛阳纸贵,供不应求。原省委书记处书记郑林、副省长武光汤等领导给予高度赞扬,许多领导干部到各县下乡时都随身携带。刘纬毅从此闻名山西学术界。

1980年6月中旬,刘纬毅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第11期发表《要重视地方志的编写》一文。在当时,《红旗》杂志的文章堪比中共中央红头文件,河南、甘肃等地正是以此为据,推动当地党委政府启动了修志工作。同时期,山西临汾市委干部李百玉写信给中宣部,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李志敏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也呼吁开展修志。这三位山西人的振臂高呼,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新方志在全国的迅速开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他们被誉为中国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的首倡者。

同年,刘纬毅在《文献》杂志发表《中国方志史初探》的万字长文,被《中国地方志总论》和台湾《中国图书文献学论集》全文收录,《中国地方志辞典》也列为词目予以介绍。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方志界首次发表有关地方志发展历史的论述,获山西省首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次年,刘纬毅应邀参加中国地方史志协会首届学术会议,交流《编修方志刍议》《山西方志考略》两篇论文。不久,又在《中国地方史志》《中国地方志通讯》等10多家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地方志论文。

刘纬毅不是地方志人,但已经被地方志人引为同道,甚至称他为“方志界的一字师”。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向他伸出了橄榄枝,老领导武光汤等也向省委积极建言,刘纬毅都一一回绝,因为他太喜欢图书馆古籍部这份工作了。在这里,他可以远离尘嚣,放飞理想,在静谧古香的书海中自由遨游。

但他在地方志界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山西有个刘纬毅”几乎成了80年代初全国地方志界的口头禅。1984年2月,在中央明确要求干部队伍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大背景下,刘纬毅一没有大学学历、二没有年龄优势(时年52岁),以其卓越的学术贡献,被山西省委从正科级的图书馆古籍部主任,破天荒地提拔为副厅级的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成为山西政坛的一段佳话。

不久,刘纬毅受邀参加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旧方志整理工作委员会,作为一个“小年轻”(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董一博语),与傅振伦等11位比自己年长十几二十岁的学界耆宿一同荣膺“委员”,后又被选为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标志着他的学术成就获得了全国地方志最高层的正式认可。

在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期间,刘纬毅分管省志和创办《山西年鉴》,执笔拟定《山西省地方志行文暂行规定》,主编了《山西通志·大事记》《山西通志·人物志》等志书25部,总字数750余万字;审定各种志书30余部;在《中国地方志》《文献》等刊物发表论文90余篇,有的文章为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乔志强主编的《中国社会史》等多种著作所引用。

与此同时,刘纬毅继续开拓他的方志研究领域。在方志史研究方面,1991年,他应季羡林任主编的“神州文化集成编委会”之约,撰写专著《中国地方志》,新华出版社两次印刷两万册,创下地方志书印数的最高纪录。这本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系统研究中国方志史的开山之作,广受学界好评,获1993年山西省地方志书一等奖。以后,刘纬毅又以此为基础,组织专家主编了《中国方志史》,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以“史”命名的方志史著作。

在方志辑佚方面,1983年,刘纬毅在《山西师院学报》《山西大学学报》发表了《〈上党记〉辑佚》《〈太原事迹记〉辑佚》,这是新时期山西最早发表的方志辑佚成果。1997年,专著《汉唐方志辑佚》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并获山西省第三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中华读书报》等10多家全国报刊发文盛赞。2011年,刘纬毅的《宋辽金元方志辑佚》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获华东地区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煌煌两巨制,跨越汉唐宋元1500余年,钩沉佚志1500余种,把中国方志辑佚推进到一个新高度。2016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汉唐地理总志钩沉》,填补了我国历史地理学的一项空白。

刘纬毅也没有停止在省图书馆工作期间就开始的两项工作——历史地理研究、目录学研究。1990年,刘纬毅出版专著《山西历史地名通检》,该书成为《山西历史地图集》和新县志编纂的重要文献来源。以后,他又出版了《山西历史地名词典》(专著)、《山西古今地名词典》(主编)。这两本书被公认为山西历史地理研究的扛鼎之作。1981年,刘纬毅主编的《山西古籍善本书目》出版,启功先生为该书写笺,姚奠中、顾廷龙先生题字,该书获中国图书馆学会二次文献优秀成果奖。次年,出版《山西文献书目》。1998年,主编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出版,好评如潮,获山西省第四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直到20年后的今天,仍然是山西文献目录学研究的集大成和权威之作。

三、慈心善行

刘纬毅和爱人生活节俭,疏食淡饭,很少添买衣服。家里住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单位福利房,地面仍是原来的地砖,家具斑驳掉漆。但他们对他人却异常慷慨。刘纬毅的爱人有4个外甥,都在北京生活,生活并不宽裕。爱人去世后,刘纬毅资助他们每人10万元,也感谢他们对大姨的孝心。

刘纬毅和爱人有一个义女,年少时被自行车撞倒骨折致残,所以老俩口对残疾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同情。爱人去世后,刘纬毅按照两人原先的约定,以他爱人的名义,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30万元。

刘纬毅自1949年2月离开家乡小营村参加革命后,就一直在山西工作,但他心系家乡。2016年12月,他向家乡捐款20万元,用于奖励小营村小学品学兼优的学生、建设小营村公益事业。这笔巨款捐出后,这位仅靠退休金为生的老人一生的积蓄已经所剩无几,连保姆也心疼地说:“刘叔叔捐得连自己的生活也紧张了。”

“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60年来,刘纬毅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多个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尽是人间第一声”的非凡成就。但他在治学上从不满足,对学术界关注的《汉唐方志辑佚》修订增补后,已将书稿交给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即将出版。如今,86岁高龄的他,仍然爬梳在浩瀚的古籍里,披沙捡金,思接古今,实践着自己“古训要立天地心,父谕应为生民命”的理想,攀登着新的学术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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