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中英双方代表勘定新界北部陆界，并在沙头角海岸竖立界桩（香港历史档案馆照片）

1880年的九龙罗便臣道（今弥敦道），左边街灯处是往威菲路军营的入口

1960年代初的工展会摊位（高添强 供图）

1991年7月27日，香港演艺界在跑马地举行长达7小时的赈灾“忘我大汇演”，约10万市民参与活动，当场为华东水灾灾民筹得善款1.072亿港元，破香港义演筹款最高纪录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

　　一本蓝色封面、厚达774页，总计约53万字的的大部头新书《香港志·总述·大事记》在全港书店陆续上架，公开发售。这部由团结香港基金主持、有史以来第一部以香港冠名的地方志——《香港志》的开篇，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地方志中心理事会主席董建华在该志书序言识，才能够明辨方向，共创更好明天。而修志过程本身“蕴含了对安身成立香港地方志中心、填补本地两百年无志书空白的目的，就是要透过香港留存一份不朽的文化资产，以历史之火炬，照亮香港的未来。”

　　推动修志 旷日持久

　　编修地方志，让自古以来的自然与人文社会变迁，完整记载并借以传承、更新，是中华民族悠久而独特的文化传统，已有2000多年历史。故在古代中国素有“国有史，地方有志”的说法。因地方志记载的内容广泛、全面，古往今来常有“博物之书”“一方之全史”“地方百科全书”等称誉。

　　在岭南大学协理副校长、《香港志》总述卷主编之一刘智鹏看来，“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有且历史悠久的文化瑰宝，它分门别类、系统记述了一个地方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被视为与国史并行的另一套修史系统。”他指出，历史上有多部地方志与香港有关，但自1819年（清嘉庆二十四年）《新安县志》问世之后，便再找不到记及香港的地方志。

　　从1997年香港回归开始，香港史专家刘蜀永、冼玉仪、丁新豹、古物咨询委员会主席龙炳颐、联合出版集团名誉董事长李祖泽等已开始讨论和呼吁香港修志。2003年3月，香港文化委员会在《文化委员会政策建议报告书》中提出：“我们必须先了解自己的历史，才能向别人介绍香港的文化遗产。我们建议政府编纂《香港地方志》，让更多人更有系统地认识香港的人文和风土历史。”但这些呼吁和建议并未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

　　2004年6月9日，岭南大学主办“香港地方志座谈会”，这是香港学术文化界关于编修地方志的第一次会议，盛况空前。2005年12月，谭广濂先生赞助港币100万元，支持岭南大学建立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以推动香港地方志及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岭南大学校长陈坤耀委任刘智鹏出任研究部主任。研究部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推动香港修志。

　　2007年4月3日，香港地方志筹备委员会通过成立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并推举刘智鹏为主任、丁新豹与刘蜀永出任副主任，人称“二刘一丁”。2009年6月1日，香港地方志基金会在特区政府注册为有限公司，并由税务局证实为“公共性质的慈善机构或信托团体”。陈智思、马豪辉先后出任香港地方志基金会主席，简永桢、伍步谦、马逢国、李銮辉出任副主席。

　　香港首部正式编修的方志——《香港志》，由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领导的香港地方志中心主持编纂，设有10个部类，约2500万字，共42册分阶段出版，预计2027年全部完成。首册《总述·大事记》已于2020年12月由中华书局（香港）出版。电子书会发布在香港地方志中心网站（http://hkchronicles.org.hk）供免费阅览。书脊可见香港地方志中心的绿色标识，是以“香港”二字演绎而成的树根，寓意“寻根”

　　经过长达10余年的铺垫，香港地方志基金会和香港地方志办公室为香港修志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和学术基础。首先，使市民对修志从几无所知到有所了解，使学术界和传媒开始倾向支持香港修志；其次是为香港修志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拟定了香港修志的初步篇目，还编写出版了香港地方史志书籍近40种，其中《莲麻坑村志》被列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

　　香港学界普遍支持修志。潘耀明、陈弘毅、萧国健、吕大乐、邓聪、李彭广等知名学者是支持修志的热心人士。2012年，潘耀明主编的《明报月刊》曾与香港地方志办公室联手组织关于香港修志的座谈会，并以《香港修志刻不容缓》为题，详细报道与会专家、学者的看法。

　　香港修志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特别是国家地方志工作指导机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大力支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原常务副组长朱佳木曾两次专程到香港，参加支持香港修志的活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领导秦其明、田嘉、冀祥德、邱新立等曾先后赴港交流，介绍内地修志情况。2018年11月27日，中国社科院院长兼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谢伏瞻在香港和特首林郑月娥见面，就香港地方志工作深入交换意见。

1967年5月，香港左派群众与警察对峙

1965年2月27日，广东省副省长林李明在东江-深圳供水首期工程竣工典礼上剪彩。后排右起为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王宽诚、香港工联会会长陈耀材、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卓雄等

1997年3月8日，郑州北站押运员装运供港黄牛，通过三趟快车运往香港（新华社）

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刘蜀永 摄）

1967年的鹅颈桥街市

　　多方参与 吾道不孤

　　2019年9月，在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支持下，香港修志取得实质性进展。团结香港基金成立非政府、非牟利机构“香港地方志中心”，决心凝聚社会各界力量，以“团结牵头、政府支持、社会参与、学者编纂”的民间修志方式，正式启动编修《香港志》的浩瀚工程。

　　说起计划历时8载、以民间力量为主的香港修志工程，陈智思以“吾道不孤”形容之。“筹备工作启动时，各界热烈的支持远超预期，于短短两个月极速组成强而有力的理事会及执行委员会。”

　　这正是黑暴势力猖獗、社会纷乱的时候，但不出两个月，香港地方志中心就高效组成了强有力的28人理事会：除林郑月娥及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担任中心名誉赞助人外，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出任理事会主席，陈智思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结香港基金总裁郑李锦芬出任理事会常务秘书长，林乃仁出任香港地方志中心总裁，孙文彬任编辑部总监。

2020年12月28日，《香港志·总述·大事记》记者会及上架仪式在团结香港基金会议室举行。图为该书4位主编与香港地方志中心、香港中华书局负责人合影。左起为林乃仁、郑李锦芬、陈佳荣、刘智鹏、陈智思、刘蜀永、丁新豹、李焯芬、侯明、孙文彬

　　《香港志》首册自首页起，有长达3页的赞助机构名单和两页的参与人员名单，汇集了香港知名机构、企业和专家学者。陈智思说最令他鼓舞的是，出版志书的预算经费为7.8亿元，中心推展第一轮筹募工作，即得到47家香港企业及慈善基金、中资机构及英资企业的支持，包括赛马会、中国银行、滙丰银行、李嘉诚基金会等，迅速筹募到三分之一经费，为修志工作注入强心针。

　　至于方方面面的支持，陈智思特别提及，“特区政府不单嘱咐各政策局及部门提供修志所需的资料、文献，更承诺尊重《香港志》的编辑自主，又协助中心得到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的资助。而内地相关部门和机构亦积极协助，除了得到统一领导全国修志工作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指导认可，亦与广东省及深圳巿史志机构等保持交流联系，分享地方志应有的规范及所得经验。”

　　香港地方志中心执行委员会下设4个工作委员会——编审、发展、推广及审计，分别由业界德高望重的人士担任首席召集人或主席，包括李焯芬、黄永光、黄玉山及孔令成，以使《香港志》在汇集社会智慧及严谨监督下推展工作。学术界的高度参与，更是修志不可或缺的一环。香港最具份量的28位学者加入到编审委员会中，合力从学术角度保证，编修出属于香港人的首部地方志。

　　《香港志》首册编撰过程中，面对“修例风波”带来的社会纷乱，以及之后新冠肺炎疫情反覆不定造成的重重挑战，编撰团队终能克服万难，以15个月时间、赶在2020年底如期出版首册《总述·大事记》。

　　要高质量地完成这个宏大浩瀚的工程，出版社的支持必不可少。中华书局素有悠久的史志类图书出版传统，有丰富的志书出版经验。从2009年起，中华书局与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合作，推出“香港地方志系列”丛书，先后出版《香港问题谈判始末》《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历史探索》《香港达德学院：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与命运》等著作。2015年又合作出版了香港第一本村志——《莲麻坑村志》。百年中华书局的文化传统、编辑实力、专业精神，以及背靠联合出版集团在印刷、发行等方面的优势，得到了香港地方志中心的认可。经过公开竞标，最终中华书局成功获得了《香港志》项目的专有出版权。

　　不过，即便中华书局的团队拥有丰富的出版经验，但面对如此规模的大型出版工程，仍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为保证高质量完成编辑出版任务，中华书局决定采取项目管理扁平化的模式运作，成立跨公司、跨部门的《香港志》专题项目组，逐一攻关。

1964年，装设于新狮子山隧道口、用于输送东江水至船湾淡水湖的密封输水管（政府档案处 供图）

　　从2020年7月31日收到香港地方志中心的第一批稿件开始，中华既定的三审三校一通读图书质素保障流程就面临严峻考验。编校时间短、来稿字数和图片多、书稿内容变动大……地方志中心的编者、审读专家从内容到对词语精准度的要求非常高，仅大事记部分的一校样，编者便有6000多处修改，直到最后清样阶段，还不断有新的修改意见传来。通过不断调整节奏和流水线审读方式，中华书局最终完成了多个按常规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继承传统 发挥特色

　　对于实践“一国两制”的香港来说，编撰地方志，一方面要继承国家修志的传统，参考国家对编修方志的规定与规范，另一方面要根据香港的具体情况，突出香港特色。除了邀请具份量的学者协助《香港志》符合学术界的最高标准外，中心并坚守“史实为记，述而不论”的编修原则，广泛征询社会权威机构和各领域专家的意见，力争为香港留下完整客观的历史记录，鉴古知今，启迪未来。

　　《香港志》首册包括总述和大事记两大部分。“述是方志体裁之一。民国时期，黄炎培纂《川沙县志》，在各分志前设概述，是方志创设概述之始。在志书之首设总述或概述，是国家改革开放后新编地方志的特点。”刘蜀永向记者介绍说。

　　作为《香港志·总述·大事记》的主编之一，推动香港修志20余载的刘蜀永承担了《香港志》首本志书的编修重任，参与总述的起草、修改和大事记的审稿。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地方的资料性文献，方志强调“述而不论”，因而总述或概述往往以记述为主。“但总述或概述的作用，是弥补志书横排门类后缺乏宏观记述和缺乏具体事物的联系，也可以适当议论。”

　　总述或概述有多种写法，如史体综述式、横列特点式等等。在《香港志·总述·大事记》中，5万多字的总述以横列特点的写法，从优越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高度开放的经济体系、人口流动与移民城市的形成、英国的殖民统治、香港在中国近代史中的独特地位、从“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到“一国两制”、多元文化荟萃之地等七个方面，介绍香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特色，试图通过平实的记述，“与读者分享和探索香港是怎麽来的、香港人是怎麽来的、香港与国家的关系等三大问题”，体现出地方志“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1964年，市民在接种霍乱疫苗（政府档案处 供图）

　　至于47万多字的大事记，收录了从公元前5000年新石器时期的先民活动，到香港回归20周年、第五届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的7000多年间，香港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现状所发生的6500件大事，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是迄今为止最详尽和准确的香港大事记，极具参考和收藏价值。

　　《香港志》首册第一次系统地记述了香港回归20年的政治、经济状况。在政治部分，既充分肯定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的重大成就，又实事求是地记述了遇到的曲折。书中还对遇到曲折的原因提出初步看法：回归以来，香港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错综复杂。香港未能有效推动经济转型，加上两次金融风暴的冲击，年轻人向上流动的途径比较曲折。英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土地及房屋问题，又未得到妥善解决。思想和教育方面，历史教育和国民教育成效不彰，年轻一代国家认同感薄弱，未能全面而客观地认识国家的发展。外部环境方面，反精英、反权威、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思潮盛行，国际关系亦发生重大变化。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并非一帆风顺。

1975年5月4日，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偕同王夫菲腊亲王访港期间参观中环嘉咸街街市（Getty Images供图），此前香港大学学生会发表声明，呼吁杯葛英女王以宗主国元首身份访港的活动

　　《香港志》总述部分对香港经济发展的分期及各阶段特点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提出对香港经济繁荣原因的看法：“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深水港、英国人的自由港政策、香港人的灵活头脑和拚搏精神、中国政府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国策、国家改革开放等有利因素汇集一起，创造了香港经济发展的奇迹。”

　　填补空白 任重道远

　　2020年12月28日，香港地方志中心举行《香港志》首册出版记者会暨上架仪式。

　　通过视频致辞，董建华表示，《香港志》记载的是香港人自强不息、同舟共济的动人故事，体现了香港与祖国命运与共、不可分割的文化血脉，香港学者存真求实、严谨细致的学术精神，以及香港各界踊跃参与、众志成城的民间力量。他相信，透过悉心阅读这一“具有非常崇高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香港志》，深入认识香港的前世今生，一定能够启发港人同舟共济，合力为香港未来谱写更辉煌的新篇章。

　　林郑月娥形容《香港志》首册的出版，“标志着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踏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她期望这本记录香港7000年社会风貌、时代变迁的书册能让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更加了解香港的历史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两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关系”。

　　《香港志·总述·大事记》的出版，意味着经历200年风雨沧桑后，香港终于回归中华民族的修志传统。在全国第二轮地方志书规划任务中，香港终于占有一席之地。作为香港重要的文化工程，它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填补民族史志宝库的空白，还是增强港人对国家民族的情感认同，均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1997年7月1日，市民冒雨夹道欢迎解放军驻港部队装甲车从文锦渡检查站驶入香港（南华早报 供图）

　　《香港志·总述·大事记》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相当关注。香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朱兆麟、黄展玮认为，《香港志》首册有助确立香港史观，让港人全面认识香港历史，并以香港角度全面了解与内地及国际的关系及发展。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孙扬认为，《香港志·总述》着重展现了香港与国家“共有的历史”。国家的历史走向决定了香港的历史发展，香港亦在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澳门理工学院副教授何志辉则表示，希望此次《香港志》首册问世能对澳门特区政府和学界有所触动，尽快启动《澳门志》的编修。

　　接下来，香港地方志中心将再接再厉，争取在2021年年底前完成约120万字的专志《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志》，细说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贡献与所得。

　　【本文未署名图片由受访者及中华书局（香港）提供】

　　(本文略有删节）

　　（来源：维港观察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