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纵贯古今的浙江记忆

陈广胜

（2018年4月3日）

　　今天召开《浙江通志》第四次终审会，对《国土资源志》《财政志》《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志》《出入境检验检疫志》《教育志》和《地方志专志》等7卷志稿进行终审。省方志办、各责任单位和全体参编人员为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受成岳冲副省长委托，我代表省政府原则同意7卷志稿通过终审，并向同志们表示真诚的祝贺！

　　刚才，王林同志代表《浙江通志》总编室汇报了7卷编纂的总体情况，《国土资源志》主编王松林同志代表参加终审单位作了发言，林正范、潘学敏同志代表评审专家作了点评。大家谈的都很好，值得各编纂单位相互借鉴。借此机会，我讲三点意见。

　　一、以高度的使命感做好编纂工作

　　编纂《浙江通志》，是省委、省政府决定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尤其对浙江来说，修这样一部志书更有特殊意义。因为从历史渊源讲，早在东汉时期就有记载吴越杂史的《越绝书》，这可算地方志的鼻祖，且作者据考证还是绍兴（会稽郡）人。中国最早的乡镇志、近现代史上首个省级方志机构，也都诞生在浙江。就《浙江通志》而言，从明嘉靖到清康熙、雍正年间，直至民国时期，已有5次编修。可以说，本次编纂是又一鸿篇巨制，将全面反映我省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历史和现状，是浙江作为方志之乡对历史文脉、精神命脉传承的具体实践，是建设文化强省、提升浙江文化凝聚力和软实力的基础性、标志性文献载体。

　　都说盛世修志，也有说隔代修史、当代修志。《浙江通志》虽在民国时期两次编修，却因战乱频仍，终究未能完成。这说明修志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不是光有一批热心人都能办成。而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修志可谓恰逢盛世，无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何况浙江又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改革开放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修志的价值更不言而喻。

　　“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新编的《浙江通志》共计113卷、上亿文字量。这样的篇幅，相当于38部《资治通鉴》、14部《鲁迅全集》，由此可知内容的广度与丰度。志书虽说有别于史书，却有存史的意义。比如，我原本知道明清进士中数江浙考中最多。刚翻了《教育志》，才进一步了解详情，明代以浙江居首，清代浙江第二，但杭州在州（府）中居全国第一。再讲宋至清代的浙江籍状元，共有104位，并且35位是武状元，这有点出乎意料。表明我省自古不光多山多才子，更是才兼文武的一方水土。平阳县居然出了14位武状元，更令人惊叹。志书的史料性可见一斑。所谓“一代失修，千载难补”，要求我们必须接好历史赋予的接力棒，切实留住纵贯古今的浙江记忆。另一方面，修志还有资政、教化的功能。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到温州考察台风灾后重建，曾朗读《苍南县志》关于台风的记载，告诫要强化防台救灾能力。“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可不是场面上的套话，而是千百年相传的真经。志书何尝不是“智书”——智慧的智。世纪、年代在变，内在的运行规律却没有变，治理的宝贵经验仍可借鉴。郑板桥有两句话：“多读古书开眼界，少管闲事养精神。”不妨改一改叫：“多读志书开眼界，少走弯路养精神。”

　　总之，《浙江通志》不是一套简单的丛书，而是充分体现地方性、时代性、资料性、全面性的浙江百科全书。这实实在在是一个大工程，份量可想而知，难度可想而知。“天降大任于斯人”，“斯人”是谁？就是在座诸位。古时候编史修志，必然是名家大儒担纲、贤士俊才执笔。在座都是经验丰富、很有层次的同志，有的还是我的老领导，有的是老同事、老朋友，在此特别对大家表示敬意。

　　修志是重活、苦活，尤其是要书写好浙江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和当下实践，就必须树立高度的使命感。使命感其实是自我赋能，是我不做、谁来做的主体意识。说起来不一定要“高、大、上”。比如，日本有一个“煮饭仙人”，叫村嵨孟，今年已88岁高龄，50多年来专心煮好一碗米饭。他说：“可能在我心里，有一种自负，认为我背负着日本的饮食文化。”大家加入《浙江通志》的编纂团队，就是一种缘分。就好像我今天本是来代会的，却也与这部志稿结了缘。所以，有的同志当初参与修志即使有几分偶然性，但在今天已义不容辞、只许干好干成，这就是一种使命。

　　二、打造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精品

　　我们在机关工作，有的同志可能天天写稿子，要制订各种各样的文件。可过不了多久，这些材料也许大部分便失去时效，再没有什么用场。但《浙江通志》却肯定会留在历史长河里，今后不管过多少年，它都是浙江的第6部通志稿。不过，能否真正成为一部有品质的志书，现在还无法定论。何况说了也不算数，只能由时间来检验、来评判。

　　常言志书“横排竖写”，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怎样进行内容取舍，在很大程度将衡量一部志书的眼界。作为记一方之事的资料性文献，详今略古是基本要求。但如何详今，并做到“详而不冗，简而不漏”，需要下很大功夫。改革开放已40年，浙江实现了从资源小省到经济大省的历史性跨越，由基本温饱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省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极为生动的范例。《浙江通志》的编纂，理应聚焦当下，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挖掘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进程中的浙江画卷。这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重心。

　　当然，志书再宏大广博，具体到每一卷、每一章节，必然要求资料翔实又记述精练。这看似一对矛盾，但精品总是在矛盾的夹缝中走出路来。编纂方志，有个说法叫“述而不作”，那从孔子延续而来的方式。毕竟侧重于保存资料，志书主要在“述”上着力，准确记叙客观发生的事情。但“不作”并非不思考，像过去所说的只带剪刀、浆糊拼凑，现在更方便，在电脑上复制、粘贴就成。毫无疑问，志书不可缺思想性，“述”在一定层面就体现了“作”。我们述这不述那，正是主观选择，是经研究后的综合提炼，这不也是创作？按我的理解，“述而不作”是“不作之作”，这是志书应当拿捏好的分寸，从而凸显一部高品质志书的格局。

　　《浙江通志》应讲求立意，围绕为谁修、修什么、怎么修等问题不断深化认识。从传统定位看，地方志是对以正史为主流，以政治、军事为主体，以帝王业绩为中心的史学体系的补充和完善。今天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已极大突破了过去的治史边界，但地方志的特点要求我们必须接地气，更好地关注民生民情，通过眼光向下之事、之地、之人，从而生动反映历史长河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发展进步的脉络和风貌。这进一步要求志书应弘扬人文精神，不仅追求知往鉴来的工具理性，还要关注志以载道的价值理性。彰显人文精神，正是将志书写成精品的灵魂所在。

　　修志无疑要严谨。应该说，几部志书的总体质量不错，得到了普遍好评。但专家们在今天也提了一些中肯的意见，有涉及资料准确性的，有涉及内容完整性的，还有涉及表述规范性的，这些都需要认真汲取。特别是那些病句、错别字，对堂堂的《浙江通志》而言，有伤大雅。“细节决定成败”，普通读者不见得能从全局的高度、专业的角度作点评，却会因书稿的一两处常识性疏漏而给差评。尽可能不犯低级差错，应是修志的底线要求。虽说一部志书很难没有遗憾，至少遗憾也要多一点技术含量，是精益求精之后的瑕疵。

　　打造精品，事在人为。一百个人编纂，就有一百个版本，说明志书质量有很大的弹性空间。《浙江通志》编委会在多年来的工作中，就质量规范已形成一系列经验和做法，要坚持不懈抓下去。在此，还要特别强调进度与质量并举。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及我省《实施意见》都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的相关任务。时间只剩3年不到了，未完成的各卷编纂都要对对表，必须增强紧迫感。我们既不能不讲质量，萝卜快了不洗泥；也不能借口抓质量，任意拖延进度磨洋工。概括起来讲，坚持质量第一，务必只争朝夕。

　　三、进一步全面夯实责任

　　《浙江通志》编纂，是任何人都不可能一肩挑的。只有集众人之力、汇众人之智，才能将这件大事办成、将这部大书写好。所以，必须全面贯彻《地方志工作条例》要求，在工作机制上切实加以健全。

　　关键是落实责任机制。各责任单位要进一步负起首要责任、主体责任，而不能将球踢给《浙江通志》编委会和省方志办。按照国务院总体部署和“一纳入、八到位”要求，必须切实解决修志所需的经费、设施等各方面保障条件。责任，不是写在纸上用来表态的，是分内应做之事。希望各责任单位百分之百都将各自的责任担起来。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最近下发通知，明确从今年起以省级政府和方志机构为对象，实行“两全目标”工作进度每季通报制度，结果同时报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这是在国家层面建立的督促机制。省方志办要以此为抓手，强化依法修志、依法治志，加大统筹协调力度。与各省（区、市）相比，《浙江通志》的编纂任务最重、涉及部门最多，地方志机构的力量配备又相对薄弱，更善用督查、约谈、考核、通报等措施，强化抓落实的责任链条，形成闭环管理机制，推动工作再上新台阶。

　　需要指出，有的单位可能面临机构改革等相关情况，但在具体方案确定前，大家还应按照既定的分工，集中精力抓编纂。这几个月是必须抢抓的窗口期。对已成稿或将通过“三审”的，要加快节奏往前赶。一部书稿，拖一拖、搁一搁，可能就黄了；紧一紧、冲一冲，就早日画上了圆满句号。相信参与此项工作的同志，都不想半途而废。希望大家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竭尽全力做好编纂工作，一如既往倾注才智和心血，争取在《浙江通志》这部大书上留下无愧于时代、也无愧于自己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