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传人物与《衢州市志》的实践

　　邱新立

　　提要：志载人物，或专书记载，或作为志书中的一个门类。新编地方志，既有专篇人物记述，也有以事系人，人随事出。志传人物，群体人物传是主流方式。两轮修志，志传人物存在简历化、平面化等问题。深化志书人物记述，克服志传人物空泛化等问题，表现形式、记述方法等的创新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志传人物 衢州市志

　　《衢州市志（1985—2005）》立足衢州实际，把握时代脉搏，在形式、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有不少创新做法。如在内容方面扩大记述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注重典型事物的记载、注重城市要素的记载、注重社会资料入志、注重体现地方特色；在体例方面灵活运用各种体裁，增加专记分量、增强述体运用、发挥注释作用、加大图照比例；在编纂工作方法方面，重视深入基层开展社会调查、重视发扬民主发挥集体智慧，显示出编纂者以人为本的思想与追求，也体现出编纂者把握地情、创新探索的能力。《衢州市志》在人物记述的形式、方法方面有不少创新做法，对即将启动的全国三轮修志甚有裨益。本文参引该志实践，结合个人的一些思考，拟从表现形式和记述方法两方面，谈谈深化志传人物记述的问题。

　　一 表现形式

　　胡乔木同志曾指出：“地方志应当提供一种有系统的资料。这种有系统、有组织的资料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谓志书的整体性，从记述内容来说，应当包含天、地、人、事、物；从体例体裁来说，应当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基本体裁齐备。在天、地、人、事、物中，起主导因素的是人；在生产力诸因素中，首要的因素也是人。以此，自古迄今，人物都是方志记述的重要内容，清代著名史学家、方志学家章学诚即言“邑志尤重人物”，昔人亦有“古来方志半人物”之论。

　　志载人物，来源有自，就其外在表现形式而言，或专书记载，或作为志书中的一个门类。关于专书记载，大致起源于汉魏时期的“耆旧传”“先贤传”之类。此类人物专志（专传），大致又可分作两类，一是群体人物传（或曰人物志，下同），如汉魏时期的《会稽先贤传》《汝南先贤传》《桂阳先贤画赞》《豫章烈士传》《交州人物志》《广州先贤传》《益州耆旧杂传记》之类，虽名称不一，其实则近似，都是以多人为记述对象的人物传；二是个体人物传（或曰人物志），民国时期如1934年出版的钱基博《韩愈志》，当下如广东已经出版的《孙中山志》《郑观应志》、正在编纂中的《惠能志》《冼夫人志》等，是以个人（单一历史名人）为记述对象的人物传。作为志书中一个门类的人物传，基本上是群体人物传，其中又可以记述对象之多寡而分为单传、合传。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大规模编纂的新方志，群体人物传是志载人物的主流方式，更几乎是综合性行政区域志书人物传的唯一模式。在这样的主流模式影响下，求新求变，只能另辟蹊径。《衢州市志（1985—2005）》中，群体人物传也是主流，但该志又不拘常格，在从旧、从众的基础上，在反映形式上进行了创新探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以“专记”记人。

　　大量设置“专记”，是《衢州市志（1985—2005）》的一大特色。全志共设83个专记，记人、记事、记物。其中，“记人”专记35篇，分量占全部专记的三分之一强，分别是《朱与道的鹭鸟情》《郑新建单骑藏新行》《刘西宁情系文明街》《衢州籍打工妹当选义乌市人大代表》《徐瑞园退休再创业》《“温州第一保姆”周梅仙》《刘明荣冒风险搞包产》《吴徽州带头承包荒山绿化造林》《种粮标兵吴金》《汪礼国倾心养蜂业》《黄敬伦创建省蚕桑示范基地》《蔡兴泉早稻单产连创全国纪录》《徐序坤与食用菌》《周天相与杉木无性系繁育》《来料加工经纪人郑丽琴》《俄罗斯专家“老西”在巨化》《陈氏混凝土外加剂》《包立根与竹炭事业》《徐日位开凿郎峰蹬道》《蒋文标与普农家电公司》《储户的贴心人》《媒体讨论陈永迪现象》《王岩带队漂流长江》《乡村医生著医书》《毛河光设奖助学》《美籍教师珍妮特在衢州》《詹旭刚蝉联奥运举重冠军》《盲女张蔚萍全国残运会夺冠》《严邦镇一人一台戏》《渔鼓阿乐》《孔子第75世嫡长孙孔祥楷》《徐谷青潜心根雕》《龚氏中医世家》《翁家三代十二位教师》，内容涉及区域环境、居民、城乡建设、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等方面，与该志的几大基本部类相呼应，也即每个大部类都有人物专记。

　　根据新编地方志几十年实践的经验，志书基本记述单元的基本记述方法是，“强调综合，归并一般，突出重点（亮点），舍弃无用”。记述方法影响记述内容，由此导致地方志宏观、中观层次信息居多，微观细节内容偏少，常常出现见事不见人、见物不见人等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记事多系梗概而少及细节，记人只能粗线条勾勒，所涉事件亦只能几笔带过。具体工作要求上尽管也强调突出重点、亮点，但总体上说，地方志对一地一域的记述主要是概括式的。补上短板，使人物、事件具体化、形象化，除加强志书主体内容（主要是各个分志）记述深度、广度外，强化人物记述，通过人物活动以见细节，也是重要途径之一。大凡志书正文（主要指各分志）中语焉不详之政治事件、军事战争、文化活动、科技成就等历史大事，均可通过志传人物的具体演绎而深入展开。实践证明，志载人物，若资料丰富翔实，可以对志书主体内容偏于宏观概括的问题，起到补充、印证等作用。

　　志书写人，大致有两种形式，一是专篇记述，包括人物传、人物简介、人物表录；一是以事系人，人随事出。《衢州市志（1985—2005）》中，几种方式方法均被采用。比较而言，无论是专篇记述，还是以事系人，各有优长，又各有不足。如以事系人，仅能见到某人在某事上的所作所为，而不能得见其一生行迹。如该志第五篇《经济》第四章《农业》附录《开化龙顶茶开发纪略》一文，记述“品不在天池下”的开化龙顶茶在新时期的开发历程，人随事出，涉及参与开发、作出贡献的人物如周光霖、应锡铨、芮章龙等，但诸人行迹仅局限于龙顶茶的开发、推广这一单项上，而不及于其他，且单项上也不便过于展开。这是以事系人法之不足。至于专篇记述，“人物表录”基本上以表格形式出现，信息量有限；“人物传”“人物简介”两者的差别主要在于内容详略之不同，几无本质差别，是志载人物的主流形式，但因志传人物亦须遵循史法，故在记述方法、资料选材、人物形象刻画、语言描述等方面要求比较严格，受到体裁的较大制约。而采用“专记”记人方式，形式则相对灵活，形象刻画上可以比较活泼，描述上可以适当铺陈，等等，这既有助于增强相关内容的记述深度，又增加了志书的可读性、表达方式的多样性等，见事又见人。从这个角度说，该志设置众多专记，是一种补弊纠偏的探索，体现了编纂者的匠心。

　　以该志第六篇《文化》第八章《社会文化》专记《渔鼓阿乐》为例：

　　阿乐原名袁耀明，1944年生，龙游县兰塘乡东徐村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他体格健壮，圆头大脸，脸上常漾着笑意，艺名阿乐可谓名如其人。60年代初，阿乐师从艺人许彩根学唱道情。40年来，他携带一只渔鼓一副简板，经常辗转于浙西农家田头，有时还唱到南京夫子庙广场，唱进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他七上浙江电视台，五登中央电视台，2001年，受邀参加央视“实话实说”节目，展示即兴说唱的绝活。

　　阿乐善于观察生活，能将百姓身边的事即兴编曲，也能把国家政策编成曲目进行演唱。1985年5月的一天，他在一个村表演，听说有个老人去世，三个儿子为安葬费闹得不可开交，他即把此事编成唱词，并即时说唱。后来他又据此加工成著名段子《如此兄弟》。这个段子曾经创下连唱29场的纪录。随着新时代大众欣赏趣味的变化，传统道情传到阿乐这一代，受众日渐减少。有鉴于此，他对道情艺术进行改革，吸收评弹、快板、单弦等艺术和民间语言精华，借鉴小品、相声及通俗歌曲的表现手法，使之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有一次，他应邀到衢县外黄乡演唱，在离电影放映现场100米远的地方摆开场子。那富有磁性的嗓音和幽默诙谐的表情竟将正在看电影的村民们吸引过来。他越唱越有劲，越唱越开心，唱得高潮迭起，掌声不绝。结束后，村民热情挽留，一唱就是10天。

　　至2005年，阿乐自编自演曲目约2000首，听众累计约100万人次。演唱内容大到改革开放新气象，小到邻里琐事。代表性曲目有《兄弟分家》《新农村里新农民》《八把锄头创业记》《戒毒记》《科技兴农》《土地公公》《定心丸》等。自90年代以来，《浙江日报》《文汇报》《农民日报》《人民日报》《澳门日报》等都先后报道过阿乐的事迹。

　　该专记用轻快活泼的语言，勾勒出阿乐的生平、事业、艺术创新、代表性曲目等，一位善于观察生活、说唱俱佳、自立自强的民间艺术家形象跃然纸上，读来亲切、生动，使读者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反之，若采用人物传、人物简介方式来记述阿乐这个人物，单从记述方法上说，就必须遵循史法，从其出生讲起，依照时间顺序，娓娓道来，而不能如该“专记”这般，可以依据记述需要而采取跳跃式叙法、新闻报道式笔触，嫁接选材。以此，《衢州市志（1985—2005）》采用“专记”记人形式，突破体裁限制，以弥补志书专篇记人（人物传、人物简介）、以事系人法之呆板、拘束之法，值得深入思考、学习借鉴。

　　其二，以“合传”载人。

　　志传人物，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因其脱胎于纪传体正史之人物列传，故在表现形式上与史书人物传（史传人物）没有重大差别，也可视立传对象而分作单传、合传、附传等。就新编地方志而言，单传是主流，合传、附传则已极难得一见。

　　单传，又名专传，就是一人一传，是专门为某一特定历史人物所设立的传记。有资格立单传者，一般都是在历史上具有很大影响的人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立单传者主要包括四种人：一是声名显赫的王公贵戚；二是有重大建树的将相大臣；三是在某一领域有特殊成就、贡献和影响者，如文学、史学、政治思想、科学技术等；四是颠覆社稷或危害天下的“大奸”“大恶”。立单传的重要条件有二，一是传主事迹比较典型，二是有关史料比较丰富。《衢州市志（1985—2005）》第七篇《人物》共为64人立传，传主大致涵盖党政机关干部、军人、教师、医生、科技工作者、基层乡村干部和寓外人士等，是各行各业的代表，基本属于上述第三类情况，是志载人物的主体，符合志传人物的主流做法。

　　合传，就是把同属于一种观点、一种流派、一种类型、一种处境，互相关系密切或有共性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历史人物合为一传。从合传传主的组合特征上看，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对照组合，一是以类相从。所谓对照组合，即将人品、性格、行事等方面有很大差异或有某种关联的历史人物组合在一起，使后人在阅读中自然而然地加以对比，得到启发，产生鲜明的联想效果，如《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即属此类。所谓以类相从，即将那些人品、行事、性质比较接近的历史人物归于一传，如《汉书》中的《萧何曹参传》《卫青霍去病传》。从史书的撰写传统看，合传没有严格的人数限制，可以是两人平行并列立为一传，如《史记》中的孙子与吴起——《孙子吴起列传》，张耳与陈余——《张耳陈余列传》；也可以是多人平等并列，合为一传，如《史记》中的樊哙、郦商、滕公夏侯婴和灌婴同传——《樊郦滕灌列传》，颜渊、子贡、曾参等“七十子之徒”合传——《仲尼弟子列传》。合传也没有严格的时代界限，只要符合立合传必备的基本条件即可。

　　《衢州市志（1985—2005）》人物篇《龚氏中医世家》《翁家三代十二位教师》两个“专记”，实即采用了合传形式，将两个家族同业情况勾勒出来。其中，《龚氏中医世家》介绍龚氏三代坐堂行医情况，包括祖父龚香圃、其子龚生四及孙女龚人珏；《翁家三代十二位教师》则记述了翁时俊一家三代12人先后执教，被称为教师世家的情况。相同的血缘，相同的事业，合而立传，既是对当事者薪火相传、守望相继行为事迹的鼓励、宣传，也是对志书如何充分发挥不同体裁以记人、记事、记物所作的有益探索。突破单传这种固有、单一的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是对旧志传统的回归。旧志中颇不乏合传之例，只是时代发展，如过去那般子承父业、孙承祖业相沿不绝的情况逐渐减少，且其中作出成绩、可圈可点而值得载入史册者更少，以此新编地方志对此法有所淡化。《衢州市志（1985—2005）》“合传”承续旧法——取其实，并赋新意——以“专记”方式，增加记人范围、留下更多人物信息，可谓是对回归传统的有益尝试，值得后来者借鉴。

　　志传人物，除上述单传、合传外，史书中另外两种常见立传方式也可借鉴，既简笔省文，又不致漏载史实。一是附传，一是类传。

　　关于附传，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有主次之分的合传，如父传附子传、子传附父传、师传附徒传、徒传附师传等。有时候，为了节省笔墨和篇幅，对同类人物并不需要一一作传，而是采用为主要人物立传，然后将其余相关人物的事迹附载其后的方式，这就是附传。其中，有以一人为主，以另一人为从的附传；有以一人或数人为主，而以其他人为从的附传；还有“合中有附”者，如《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即把同征诸将依附于卫、霍二人之后。附传中较典型也较为常见的是家族传，这种附传，或子孙附于父祖，或父祖附诸子孙。当然，这是附传者有一定事功但又不显时的做法，若事功显著，则仍宜分列单传，如三国孙吴政权里诸葛瑾与诸葛恪乃父子关系，《三国志》中即各自为传。

　　至于类传，顾名思义，就是以类相从的列传，如正史中的后妃、循吏、儒林、酷吏、忠义、佞幸、货殖等传即是。类传对于开拓读者视野，深入了解和把握纷繁复杂的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具有重要意义。设立类传的依据，主要是历史人物生平行事中的共同特征。如前所述，合传中也有以类相从的情况，二者的显著区别在于，大凡类传皆不以具体的人名作为传名，而是以最能体现同一组人物特征的一些名词术语为传名；至于合传，一般多以人名或其姓氏作为传名。当然，并不是所有在某方面具备共性的典型人物，都适合归于一类。对于那些在某方面具有极大影响的历史人物，立单传仍是最佳选择。

　　要之，凡不宜立单传、合传，但人物行迹有可拔擢者，即可考虑设置附传、类传。这是史书的成熟做法，旧志中也比较常见（如循吏、忠义、列女等），新编地方志可以借鉴。

　　二 记述方法

　　志传人物，总的要求是，准确、客观、公允，资料丰富翔实，人物形象饱满，主要事迹突出，个性特征鲜明，文字简洁生动。要达到此要求，从史料到方法，从内容到形式，涉及多方面。根据编修实践，有两方面尤须着意：一是基本要素，二是记述方法。

　　记述人物，当具备一些基本要素。要素关乎信息，信息不全，即可能导致史实缺略，就会影响对人物作全面系统的记述，影响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评价。根据多年新编地方志实践，结合史传人物的基本要求，志传人物的基本要素大致包括传主的生卒年月、性别、民族、籍贯、政治面貌、学历，主要经历、典型事迹、个性特征、获奖情况（贡献）、社会评价等。要素具备，涉及传主的基本信息大致完整，才能把历史人物塑造得充分、典型、丰满，才更能具备存史、资政、育人价值。《衢州市志（1985—2005）》立传人物，基本遵循了这些要素，留下传主较为丰富的历史信息，但也有需要注意之点。

　　就学科属性而言，尽管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方志界、史学界曾围绕史志关系问题，进行过大讨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个人认为，就其内容、功能等而言，地方志当仍属“史”的范畴，故一些基本的编纂原则、记述方法，仍当遵循“史法”。具体到志传人物，如立传标准、写法等，符合“史法”当是题中之义。如不能像辞典、百科全书等工具书中人物词条的写法，开篇即对人物进行定性描述，如著名学者、思想家之类，而应通过其行迹、事功、影响、他人评价等，让读者从字里行间自然得出相关结论。也不宜如新闻报道般铺陈描述。在记述顺序上，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大体内容等，也应有一定之规。同一部书中诸人物传在体例方法上、板块构成上，应基本一致、大致划一。志传人物，当如正史列传一样，按传主生平行迹即时间顺序进行描写，采用“顺叙”而非“倒叙”手法排比材料，以符合自然人的成长过程。所谓“顺叙”，大致就是按上揭“基本因素”所列顺序进行记述。但需注意，上列要素中的“主要经历”“典型事迹”“个性特征”“获奖（贡献）情况”“社会评价”等项，是从要素构成上说的。实际编写中，几者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不是截然有先后之分，也不是讲完一条再讲下一条。即在叙述其“主要经历”时，“典型事迹”“个性特征”“获奖（贡献）情况”“社会评价”等项亦随之展开。采用“顺叙”笔法，人物要素逐渐展开，人物传内容才显得层次分明、排列有序。《衢州市志（1985—2005）》64个人物传，基本遵循了“顺叙”原则，但也有极个别例外情况。如《傅绍米》：

　　傅绍米（1949年6月—2004年9月），常山县天马镇龙潭村人。1985年，任龙潭村党支部书记。近20年中，他带领村“两委”把龙潭村建成为市、县两个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奔小康先进村，个人获省、市、县优秀共产党员、十佳党支部书记、优秀党支部书记等称号16次。2004年9月7日晚，傅巡查山林时不幸被私设电网击中，以身殉职。

　　傅任村支书始，针对龙潭村“九山半水半分田”实际，提出植树造林、打造“绿色银行”的发展思路。他到乡里请林业专管员长期驻扎龙潭。1985年始，龙潭村每年造林都在33公顷以上。每到造林季节，他就带领村“两委”，日夜奋战在造林第一线。10年后，树苗成材，漫山遍野郁郁葱葱。全村人均林木年收入达500元，龙潭也成为全县林业工作先进村。1988年，他连续60余天每天骑自行车40余分钟进城跑供电局，以诚心感动供电局部门为龙潭村架线通电。2002年，他抓住天马镇新都新村的建设机遇，安排30余户农户下山脱贫。2004年初，多方联系，筹集资金30多万元，为全村117户装上有线电视。

　　这段文字，若从内容上说，可能会有史实详略等问题，因事关选材、取舍等，此处置而不论；若从体例上讲求，则有不合“史法”之处，主要就是“近20年中，他带领村‘两委’把龙潭村建成为市、县两个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奔小康先进村，个人获省、市、县优秀共产党员、十佳党支部书记、优秀党支部书记等称号16次。2004年9月7日晚，傅巡查山林时不幸被私设电网击中，以身殉职”这几句话的位置欠妥。从性质上说，这段内容属于结论、结局，按照上言“顺叙”之法，当置于此传末尾。

　　除了这种本属结论、结果的内容被前置外，实践操作中，还经常出现将传主仕宦历官情况前置的情况。尽管这并不影响传主基本信息，不影响具体的记述内容，但就记述方法而言，则不合史法，自然也不合“志法”。

　　基本要素、记述顺序只是志传人物在体例方面的面上要求，真正影响人物记述深度的还是资料的翔实度、形象刻画的精准度、记述内容的饱满度、个性特征的鲜明度等因素，这涉及更深层次的记述方法问题。

　　当下不少志传人物，内容空泛，履历化、简历化，甚至是悼词式，千人一面；常常只有作者的主观描述，很难见到人物形象的刻画、有个性的语言，甚至通篇没有传主的只言片语。如传主是位诗人，传中仅列举了其作品名称，至于诗人的形象、特征，代表作是什么，代表作中的精华又是什么等，则不得而知。又如传主是个科学家，其在科学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是什么（不涉密、不敏感等情况下）、有何影响，其献身科学、献身事业的精神等，没有具体阐述，事迹缺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客观因素，如材料本身缺乏，但更多的是主观因素，其中既关乎记述方法，又关乎资料的收集、选取等。如何解决人物立传履历化、平面化、空泛化，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看不到典型事迹，人物形象不够丰满，个性特征不够鲜明等问题，需要多管齐下，尤其要重视资料、方法问题。

　　《衢州市志（1985—2005）》一些人物传比较重视立意、选材，人物形象比较鲜活，可以视作上述问题的反照。如《毛松友》：

　　民国21年（1932），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他冒险进入吴淞战区拍摄中国公学，为该校留下唯一的劫后照片。4月，任上海《晨报》记者，上海市民捐献5架飞机支援抗日，在虹桥机场举行命名典礼，唯其所拍“万头攒动看飞机”为5机并飞与万众雀跃景象紧密相连。民国23年（1934）秋，全国运动会在上海召开，他负责摄影报道工作，将拍摄的胶卷随即洗印，开中国报业史上最迅速摄影报道之先例。其作品大都反映劳动人民生活，《新夜报》报头每天刊登其作品一幅。民国28年（1939）5月，护送一批难童到重庆北碚，正遇日机轰炸。他一面抢救，一面拍摄敌机疯狂轰炸和大批难民逃亡照片。至重庆后，又拍摄重庆大梁子隧道惨案等大量曝光侵华日军罪行的照片。此后数年，他带领救护队先后救护难民数万人，在北碚、自流井、五通桥等地筹设站〔战〕区儿童慈幼院，收容流亡儿童。后在万县创办印川中学，任校长。抗日将领冯玉祥题书“任劳任怨教育从敌寇炮火中抢救出来的孩子”字幅相赠。

　　用近400字的篇幅，通过几件事，勾勒出了一位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不顾危险，以相机为武器，抓拍下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暴行，又积极参与救死扶伤义举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

　　又如《燕明》：

　　民国35年（1946）4月16日，他作为“国大”代表到临沂参加群众工作座谈会。他发言说减租减息是为着团结抗日，尚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应当进一步实现耕者有其田。当晚，陈毅约见，嘱他写成书面汇报电传中央参考。他后来写出13万字的《渤海区一地委几个月群众运动的概括介绍》。民国36年（1947）8月3日，他在西柏坡国土会议上汇报渤海区土改情况。刘少奇指示他加以整理，上报中央。1949年5月衢州解放后，任中共衢州地委书记，注意利用庙会广场建立初级市场，以促进土特产销售；听说黄坛口勤业蜡纸厂老板待在上海不回衢，500名工人失业，马上决定厂里设备财产不要动，设法请回老板，尽快投资复工。老板回厂，见设备完好，秩序井然，欣然同意复工和分期偿还工人工资。

　　用300余字，通过3件事，勾勒出了一个勤恳为民、扶危解困者的形象，展现了传主的个性色彩和个人魅力。

　　上引两则记述，比之于履历化、简历化式记述的空泛，其对于佐证人物生平、性格、影响等的作用，自不可同日而语，但若从人物立传的总要求上讲求，则仍有深化的余地。

　　志传人物，主要着眼让传主的事迹（或劣迹）传诸后世，教化（或警示）后人。欲真正使志传人物好读好看、可传可鉴，就必须讲求表现技巧、手法，注意材料的收集、选取。技法方面，可以取法史传人物的做法：

　　其一，注意人物形象的刻画。司马迁《史记》里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历史人物，一个个形象传神，栩栩如生，其能如此，主要在于他善于描绘人物的外貌特征，往往寥寥数笔，便勾勒得惟妙惟肖、丰满传神。此外，他还擅长描写人物表情；善于描绘人物的动作特征；擅长通过一系列行为、活动，尤其是典型事迹（事件），逶迤宛转地刻画出人物的鲜明个性。

　　其二，注意语言的运用。《史记》中模拟人物语言，非常生动传神。此外，恰当引用一些方言口语，引用当时流传的民谣、谚语，也可使文章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当然，精选传主的精彩语言，展示其内心世界，表现其独特的个性，必须适如其人，符合传主本人的身份、经历、环境、修养等，不可多加修饰美化，不能“文而失实”。

　　其三，注意场面的烘托。以一定的场合和环境揭示历史的发展，是优秀传记文学作品的一个特征。反映历史生活片断，离不开场面的描写。《史记》对战争场面、宴会场面、惊险场面、外交场面、悲壮场面等的描写，各有特色，但皆生动、逼真，读之恍如身临其境。

　　其四，注意细节的描绘。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都注意通过细节描绘，宛如特写镜头，以刻画传主形象，表现历史人物性格特征。尤其是《史记》中的许多人物刻画得绘声绘色，令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颇有呼之欲出之感。

　　其五，注意交代背景，融背景和行为于一体，烘托传主性格特征。

　　用这些要求以衡量上引两篇人物传，无论是传主个性化的语言运用，还是人物形象的刻画，都还有可以强化之处。当然，这不是该志独有的情况，而是当下不少志书的通病。

　　优秀人物传的形成，需要多方面的条件。表现方法之外，占有大量丰富且可靠的材料，并能够较好地使用它，可谓其基础。人物传内容是否丰富，人物形象是否饱满，人物刻画是否到位……说到底，主要取决于材料的收集、处理。“博采”是基础，“善择”是关键。只有秉持如前贤所言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去广征博采，占有全面、真实、准确的资料，然后“比而观之”，取舍“善择”，才能对立传人物一生行迹、事功、影响等作出较为全面、准确、客观、到位的记述和评价。

　　《衢州市志（1985—2005）》在给人物立传方面，所下功夫甚大，收集了大量材料。该志主编胡锡明先生曾发给我几份立传人物的原始材料，其中一篇《民国时期女慈善家毛彦文》是关于熊希龄夫人、现代著名慈善家毛彦文的。对照该文与志书《毛彦文》所载，觉得志书对材料的选择、提炼犹有可以进一步充实的余地。下面拟以《民国时期女慈善家毛彦文》与该志《毛彦文》传文作一简略对照，从选材上看看志传人物深化记述的问题。为便参看，下面先引《民国时期女慈善家毛彦文》全文，次引《毛彦文》传文，最后再逐段列举两文相关材料进行比观，看看效果。

　　胡锡明先生提供的《民国时期女慈善家毛彦文》一文全文如下：

　　慈善事业是一项高尚、圣洁的事业，也是一项艰辛、坎坷的事业。慈善济世，不图回报。江山作证，大爱无疆。民国时期，浙江籍人士毛彦文就是一位仁心大爱、倾情贫者的女慈善者。

　　毛彦文（1898.11—1999.10），女，小名月仙，号海伦，浙江省江山市人。毛彦文为中华民国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夫人，北平香山慈幼院院长，国民政府民选国大代表，我国现代著名慈善家，著有自传《往事》。

　　毛彦文于1898年11月出生在江山县城关一书香门第，父亲毛华东和二叔毛华芳均为晚清秀才，母亲朱琼佩也是大家闺秀，能书写和背诵许多唐诗宋词，母女俩均有“江山才女”“江山美女”之称，其表哥朱君毅，系留美博士，曾与毛彦文恋爱，后感情不和与毛脱离关系，后任国民政府统计局局长。

　　1917年，毛彦文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转浙江湖郡女校求学，与熊希龄前夫人朱其慧的侄子［按：当为“侄女”之误］朱曦同住一室，成为密友。1920年，毛彦文从湖郡女校毕业后，考入北京女师，假期中，在朱曦陪同下，到熊希龄家作客，受到熊希龄夫妇和其女儿熊芷的热情招待。熊一家对毛彦文的学识、举止、美貌十分喜爱，多次约请她到熊家度周末。

　　1922年秋，毛彦文考上南京金陵大学。1925年毕业后，受聘于南京市江苏第一中学，后又先后任浙江省政府司法科科员，民政厅科员，由于文学基础好，曾为《浙江民报》主笔。

　　1929年，在胡适、吴宓等教授的帮助下，毛彦文远渡太平洋，赴美国密歇根大学专攻教育行政学，二年后获硕士学位。

　　1931年8月，熊希龄夫人朱其慧在北平病故，此时，毛彦文刚回国到上海，聘任为国立暨南大学教授，后又兼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和女生指导。在这期间，与朱曦、熊芷姐妹相称，时常通信联系。

　　再说熊希龄自夫人朱其慧病故后，时常寝食不安，心摇不定，在慈善事业上也想找一个好助手。正逢1932年，中日沪战爆发，熊希龄担心毛彦文的安全，便发了电报，叫她辞去上海工作，到北平香山慈幼院任教。毛彦文犹豫再三，终未答应。

　　1934年，熊希龄突然萌发了向毛彦文求婚的念头，其侄女朱曦也多次代熊希龄向她求婚。毛彦文惊惶失措，回想起自己与朱曦、熊芷有深厚的同学、姐妹情谊，熊希龄是她心目中的慈祥伯伯，便率直拒绝。

　　谁知熊希龄情真意切，几乎天天向毛彦文寄了情意浓厚、措词恳切的求爱信，有时还附上意境隽永的诗词，其中一道《菩萨蛮·怀人柬彦文》中云：

　　沉沉消息眉峰蹙，灯前试向牙牌卜。起后复重眠，梦多魂未安。

　　取书将欲读，瞬又心他属。辗转似轮驰，思君无断时。

　　此时，熊希龄的女儿熊芷也专门坐车到上海，为其父游说。毛彦文手捧着熊希龄10多封求爱信感慨万分，加之也有志向于慈善事业，芳心才动摇，答应与其结合。

　　1935年2月9日，毛彦文与熊希龄在上海西藏路慕尔堂举行婚礼。当天上海社会名流吴铁城、黄郛、李石曾、梅兰芳、冯玉祥、章士钊、杜月笙、虞洽卿等500多人参加婚宴。因熊希龄当年66岁，又是前任国务总理，毛彦文才38岁，大学教授，两人的婚事，一度成为上海《申报》《晨报》等大报的重大新闻。一位友人曾撰一妙联。联云：

　　老夫六六，新妇三三，老夫新妇九十九；

　　白发双双，红颜对对，白发红颜眉对眉。

　　1935年3月，毛彦文与熊希龄回江山县探亲。因江山上年大旱，许多农田颗粒无收，饥荒甚重。熊希龄和毛彦文利用探亲访友之机，深入长台镇等农村专题调查研究，详细了解灾情，并以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的名义，专题向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作了报告，同时筹得浙江省赈款22000元，上海各界募捐的大米2000担，运到江山，支援灾民。事后，江山各界人士决议设立《甲戌救灾纪念碑》志之。其中碑文结尾中写道：

　　天灾流行，玉叶焦枯。

　　遍地哀鸿，声闻凄楚。

　　幸遇吉人，仁声久着。

　　大力盘旋，登高呼吁。

　　乃集巨资，沛同甘澍。

　　移粟万钟，免费阿堵。

　　图陈郑侠，恩深召父。

　　毛彦文与熊希龄结婚后，受爱心人士的深切感染，身影不离，追随熊先生从事慈善事业，先后任北平香山慈幼院董事、香山慈幼院董事会驻沪事务所等职。香山慈幼院的慈悲济世、扬善之举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据1935年统计，香山慈幼院共收养孤儿3813名，通过细心抚养，认真教育，从慈幼院小学、中学、师范毕业者3491名，考取大学者80名。

　　1936年，毛彦文随熊希龄赴青岛，参加中华慈幼协会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慈幼大会，专题发表题为“儿童习惯之养成”的演讲，对儿童生活习惯之训练、儿童心理之培育、儿童思想和知识之造就等方面，作了精辟的阐述，赢得了与会者的好评。

　　1937年1月，毛彦文陪同熊希龄出席远东禁贩妇孺会议。4月，与熊希龄到青岛市洽谈中华慈幼协会与青岛市政府合办婴儿保育等事宜。7月，陪同熊希龄出席上海全国各界救护妇孺协会成立大会，熊希龄当选为协会理事长，宋美龄、宋霭龄聘为名誉理事长。这一年“八一三”抗战爆发，毛彦文又冒着战火，协助时任世界红十会中华总会会长的熊希龄，做好红十会的救护工作。通过努力，先后筹款创设伤兵医院4所，难民收容所8处，共抢救伤员6000多人，收容各地难民2万余人。在这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毛彦文将家中的客厅改作为厂房，添置有关设备，组织力量缝制寒衣、制作面饼，支援前线抗日军队。12月，南京失守，毛彦文又随熊希龄取道香港，继续募集抗日救亡经费，并创造条件筹建香山幼慈院长沙分院。谁知12月25日，熊希龄因长期劳累，在九龙宾馆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毛彦文强忍悲痛，决心将发展慈善事业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坚持不懈地继承好熊希龄的慈善事业。

　　1938年春，北平香山慈幼院董事会在上海举行临时会议，决定由毛彦文继任香山慈幼院院长。4月，毛彦文筹资创办香山慈幼院桂林分院，6月，毛彦文决定将湖南芷江双陵小学改为香山慈幼院芷江分院，经费全部由熊氏私产收入支出。8月，毛彦文又决定在香山慈幼院桂林分院增设幼稚师范班，并在柳州创办“香山慈幼院桂林分院革命功勋及抗战遗族子弟学校。

　　1939年，浙江省政府推选毛彦文为省临时参政会参议员。1940年6月，毛彦文在回江山为父亲治丧期间，应江山县政府之邀，以“妇女工作如何做”为题发表演讲，在妇女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1943年至1944年，抗日战争将进入胜利时刻，毛彦文为筹措慈幼院经费，常年奔波在桂林、重庆、香港、上海等地，并将天津的房产出售，应付各项慈善开支。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彦文在上海撰“祭先生熊公秉三文”，将抗战胜利的消息祭告熊希龄先生在天之灵，同时在熊希龄先生遗像前保证：“吾当吾力之所及，重整慈幼，藉继君造福孤寡之遗愿，亦以报相知于天上人间也。”

　　1947年，毛彦文主持恢复香山慈幼院第一校家庭总部，共分设5个家庭，每个家庭招收40名孤儿，聘请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任教，目标将这些孤儿培养成高质量的国家人才。这一年，国民政府实行宪政，毛彦文致力于慈善事业成效显著，被当选为国大代表。

　　1949年4月，毛彦文与胞弟毛长庚赴台湾定居，后又赴美国谋生，先后为旧金山加州大学女生指导，华盛顿大学远东系研究员等。1960年，因身体不适，又回台湾定居，先后聘为台湾复旦大学、私立实践女子家政专科学校英语老师。退休后，热心两岸同胞的交流、合作、联谊工作，被聘为江山旅台同乡会名誉会长。1983年7月，在毛彦文的努力下，《北平香山慈幼院院史》在台湾出版。

　　1999年10月3日，半生为慈善事业奋斗的毛彦文与世长辞，慈者长寿，享年102岁。

　　《衢州市志（1985—2005）》第七篇《人物》第一章《人物传》“毛彦文”条原文：

　　毛彦文（1898年11月—1999年11月10日），女，江山市双塔街道沙埂人。民国2年（1913），就读杭州女子师范。民国5年（1916）就读湖郡女校。毕业后，以全省第一名成绩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英文科。民国11年（1922），转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后任《浙江民报》主笔。民国18年（1929）9月，在胡适、马寅初帮助下，申请美国远东奖学金获准，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读教育学系。民国20年（1931）6月回国，受聘于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

　　民国24年（1935），与民国第四任国务总理熊希龄结婚。毛辞教职，任香山慈幼院院长。民国26年（1937）春，随熊前往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参加国际禁贩妇婴会议。回国抵沪，恰“七七事变”发生。两人停留沪上，发动工商界人士创办四所医院和八个收容所，以救济难民和医治伤兵。10月，夫妇向南洋华侨募捐抗日经费，回国途经香港，熊患中风猝逝，葬于香港华人公墓。毛继夫遗志，在重庆设中华红十字总会，将香山慈幼院迁至广西桂林及四川成都、万县，收容流亡儿童5000余名。民国28年（1939），出任省参议员，并回江山介绍妇女工作经验。民国36年（1947），慈幼院迁回北平。毛被选为北平参议员。11月，当选为国大代表。1949年，突患肩胛病，赴美治疗。后任旧金山《少年中国报》编辑、华盛顿大学研究员。1962年，定居台北，执教于实践家政专科学校。著有自传《往事》。90年代，被推选为江山旅台同乡会名誉会长，曾资助江山育才中学。

　　不考虑《民国时期女慈善家毛彦文》一文信息真实性、准确性鉴别等问题，单从资料采用角度，该文不少细节是可以取以丰富志书人物传记述的。为便说明，下面逐段进行对照：

　　【原文】毛彦文（1898年11月—1999年11月10日），女，江山市双塔街道沙埂人。

　　【改文】毛彦文（1898年11月—1999年11月），小名月仙，号海伦。女，江山双塔街道沙埂人。父亲毛华东和二叔毛华芳均为晚清秀才，母亲朱琼佩是大家闺秀，能书写和背诵许多唐诗宋词，母女俩均有“江山才女”“江山美女”之称。

　　【原文】民国2年（1913），就读杭州女子师范。民国5年（1916）就读湖郡女校。毕业后，以全省第一名成绩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英文科。民国11年（1922），转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后任《浙江民报》主笔。民国18年（1929）9月，在胡适、马寅初帮助下，申请美国远东奖学金获准，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读教育学系。民国20年（1931）6月回国，受聘于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

　　【改文】民国2年（1913），就读于杭州女子师范。民国5年（1916）就读于湖郡女校，与熊希龄（字秉三）夫人朱其慧侄女朱曦同住一室，成为密友。民国9年（1920），毛彦文从湖郡女校毕业后，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英文科。假期中，随朱曦到熊希龄家作客，受到熊氏夫妇及其女儿熊芷的热情款待。熊希龄一家对她的学识、举止、美貌十分喜爱，多次约请她到熊家度周末。民国11年（1922）秋，转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民国14年（1925）毕业后，受聘于南京市江苏第一中学，又先后任浙江省政府司法科科员、民政厅科员，由于文学基础好，曾任《浙江民报》主笔。民国18年（1929）9月，在胡适、马寅初等人帮助下，获美国远东奖学金，赴美国密歇根大学专攻教育行政学，两年后获硕士学位。民国20年（1931）6月回国，任国立暨南大学教授，后兼任复旦大学教授和女生指导。在此期间，与朱曦、熊芷时常通信联系，以姐妹相称。民国21年（1932）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熊希龄担心她的安全，发电报邀请她到其创办的北平香山慈幼院任教。毛彦文犹豫再三，终未答应。其时，熊希龄夫人朱其慧病故。1934年，熊希龄向毛彦文求婚，十余次致信表白心迹，朱曦也多次从中撮合，均被毛彦文拒绝。后熊芷专程到上海为父游说，毛彦文感于熊希龄之执著，也有志于慈善事业，最终答应与之结合。

　　【原文】民国24年（1935），与民国第四任国务总理熊希龄结婚。毛辞教职，任香山慈幼院院长。

　　【改文】1935年2月9日，两人在上海西藏路慕尔堂举行婚礼。当天上海社会名流吴铁城、黄郛、李石曾、梅兰芳、冯玉祥、章士钊、杜月笙、虞洽卿等500多人参加婚宴。其时熊希龄年66岁，民国初年曾任第四任国务总理，毛彦文38岁，两人婚事一度成为上海《申报》《晨报》等大报上的重大新闻。一友人曾撰联祝贺。联云：

　　老夫六六，新妇三三，老夫新妇九十九；

　　白发双双，红颜对对，白发红颜眉对眉。

　　1935年3月，毛彦文与熊希龄回江山探亲。时值江山上年大旱，许多农田颗粒无收，饥荒甚重。两人深入长台镇等农村进行专题调查研究，详细了解灾情。后熊希龄以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名义，专题向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作了报告。同时筹得浙江省赈款22000元、上海各界募捐大米2000担，支援江山救灾。事后，江山各界人士决议立《甲戌救灾纪念碑》以志之。

　　婚后，毛彦文追随熊希龄从事慈善事业，先后任北平香山慈幼院董事、香山慈幼院董事会驻沪事务所等。其时，香山慈幼院慈悲济世、扬善之举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据1935年统计，该院共收养孤儿3813名，通过细心抚养，认真教育，从慈幼院小学、中学、师范毕业者3491名，考取大学者80名。1936年，毛彦文随熊希龄赴青岛，参加中华慈幼协会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慈幼大会，并发表题为“儿童习惯之养成”的演讲，对儿童生活习惯之训练、儿童心理之培育、儿童思想和知识之造就等方面，作了精辟的阐述，获与会者好评。

　　【原文】民国26年（1937）春，随熊前往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参加国际禁贩妇婴会议。回国抵沪，恰“七七事变”发生。两人停留沪上，发动工商界人士创办四所医院和八个收容所，以救济难民和医治伤兵。10月，夫妇向南洋华侨募捐抗日经费，回国途经香港，熊患中风猝逝，葬于香港华人公墓。

　　【改文】1937年1月，毛彦文陪同熊希龄到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出席远东禁贩妇孺会议。4月，与熊希龄到青岛市洽谈中华慈幼协会与青岛市政府合办婴儿保育等事宜。7月，陪同熊希龄出席上海全国各界救护妇孺协会成立大会。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两人避居上海租界。其间，毛彦文冒着战火，协助时任世界红十会中华总会会长的熊希龄，开展红十会救护工作。通过努力，先后发动工商界人士创设伤兵医院4所、难民收容所8个，共抢救伤员6000多人，收容各地难民2万余人。非常时期，她将家中的客厅改作为厂房，添置有关设备，组织力量缝制寒衣、制作面饼，支援前线抗日军队。12月南京失守后，她随熊希龄取道香港去湖南，筹建香山幼慈院长沙分院。12月25日，熊希龄因长期劳累，在港突发脑溢血去世。毛彦文强忍悲痛，决心继承夫志，继续从事其未竟之业。

　　【原文】毛继夫遗志，在重庆设中华红十字总会，将香山慈幼院迁至广西桂林及四川成都、万县，收容流亡儿童5000余名。

　　【改文】1938年春，毛彦文继任香山慈幼院院长。4月，筹资创办香山慈幼院桂林分院。6月，决定将湖南芷江双陵小学改为香山慈幼院芷江分院，经费全部由熊氏私产收入支出。8月，在香山慈幼院桂林分院增设幼稚师范班，并在柳州创办“香山慈幼院桂林分院革命功勋及抗战遗族子弟学校。

　　【原文】民国28年（1939），出任省参议员，并回江山介绍妇女工作经验。

　　【改文】1939年，毛彦文被推选为浙江省临时参政会参议员。1940年6月回江山为父亲治丧期间，应江山县政府之邀，以“妇女工作如何做”为题发表演讲，在妇女界引起强烈反响。

　　1943年至1944年间，为筹措慈幼院经费，毛彦文常年奔波于桂林、重庆、香港、上海等地，并将天津的房产出售，应付各项慈善开支。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彦文在上海撰“祭先生熊公秉三文”，将抗战胜利的消息祭告先夫在天之灵，并在其遗像前立下誓言：“吾当吾力之所及，重整慈幼，藉继君造福孤寡之遗愿，亦以报相知于天上人间也。”

　　【原文】民国36年（1947），慈幼院迁回北平。毛被选为北平参议员。11月，当选为国大代表。

　　【改文】1947年，慈幼院迁回北平，毛彦文主持恢复香山慈幼院第一校家庭总部，共分设5个家庭，每个家庭招收40名孤儿，聘请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任教，以期将孤儿们培养成高质量的国家人才。同年，被推选为北平参议员；11月，当选为国大代表。

　　【原文】1949年，突患肩胛病，赴美治疗。后任旧金山《少年中国报》编辑、华盛顿大学研究员。

　　【改文】1949年4月，与胞弟毛长庚赴台湾定居，旋以患肩胛病，赴美治疗。先后任旧金山加州大学女生指导，华盛顿大学远东系研究员等。

　　【原文】1962年，定居台北，执教于实践家政专科学校。著有自传《往事》。90年代，被推选为江山旅台同乡会名誉会长，曾资助江山育才中学。

　　【改文】1962年，毛彦文回台湾定居，先后被聘为台湾复旦大学、私立实践女子家政专科学校英语老师。退休后，热心于两岸同胞的交流、合作、联谊工作。20世纪90年代，被推选为江山旅台同乡会名誉会长，曾资助江山育才中学。1999年10月3日在台湾去世，享年102岁。

　　著有自传《往事》，1983年7月推动出版了《北平香山慈幼院院史》。

　　志传人物，当以其事功为主线谋篇布局，取舍材料。毛彦文一生事业重心在慈善，而她之以慈善事业为职志，又是因为其夫熊希龄。以此，“改文”于其生平行迹之外，尤加详于她与熊希龄由相识相知到结为连理，她陪伴熊希龄乃至独自为慈善事业而孜孜以求的历程、成就。修改之后，其一生之基本行迹明显更加清晰，其一生之主要事功更形突出。当然，这里的“改文”只是示例，是仅据一篇文章而作的改写，若是博采旁征，再“比而观之”，内容当会更加丰富、完备。

　　志传人物，无论是独立存在，还是“为国史取裁”，均应资料翔实、信而有征。地方志乃“一方之全史”，若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的事迹略而不备，志书的功能价值即难免受到影响。中国古代的史书撰写，历来讲求“实录”精神。志传人物遵循史法，同样强调“实录”。所谓实录，既不是那种纯客观的叙述，也不是对传主的生平事迹有闻必录，作流水账似的堆砌、罗列，更不是缺略不备，而是需要编纂者根据被记述对象的世界观和思想认识水平，对写作素材进行旁征博采，然后整理精选，剔除那些可有可无、繁琐平庸的事迹，把最能表现人物特点的事迹材料挑选出来，有重点地进行描绘与阐述，突出该记述对象最主要的特点、最本质的东西，“简而有要”，“文约义丰”，才能知人论世。

　　编修高质量志书，记述方法重要，收集材料重要，选择、提炼材料同样不容忽视。

　　（作者单位：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注释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来源：《中国地方志》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