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第22期“江苏方志大讲堂”邀请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夏维中讲授《从南京到北京——永乐北迁六百周年纪念》。

　　主讲内容

　　自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开始，到正统六年（1441）明英宗朱祁镇最终确立以北京为京师、南京为陪都的两京制度为止，明朝的定都问题前后经过长达70余年的反复最终尘埃落定。定都问题的长期反复，不仅是明代前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明初乃至后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而永乐十九年（1421）的迁都北京（以下简称“永乐北迁”），则又是其中最为关键的节点。

　　一、朱元璋定都南京及后来的动摇

　　南京及其周边地区，一直是朱元璋争夺天下的根本之地。在当时的《即位诏》中，朱元璋称“告祭天地于钟山之阳，即皇帝位于南郊”“立太社、太稷于京师”，由此可见，南京在开国时是被称为京师的。当时的这种选择，是必然之举。不过，随着徐达、常遇春等率领的北伐大军不断推进，如何控制辽阔的北方地区就成为朱元璋必须考虑的头等大事，而南京作为京师的局限性也开始显露。

　　为此，朱元璋先是决定将开封作为北京，与南京呼应，建立南北两京制度。不过，朱元璋派人在开封实地考察后，又觉得开封及其腹地不仅民生凋敝，而且漕运条件也不理想，同时又是“四面受敌之地”，无险可守、无扼可据。在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后，朱元璋觉得开封不宜建都，随即放弃了原先的计划。

　　不过，朱元璋很快又启动了另一项建都计划，即在自己的老家临濠（后改称凤阳）兴建新部，后来，因为凤阳不具备建都的条件而放弃。放弃中都后的朱元璋，又重新将南京作为建设的重点，启动了新一轮的建设计划。

　　洪武十一年正月，朱元璋下诏改南京为京师。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南京最终成为由宫城、皇城、京城和外郭组成的伟大城市。但晚年的朱元璋，似乎对南京并不满意。其主要原因，据说是因为宫城地基出现了严重的沉降现象。

　　不过，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的意外死亡，加上其他方方面面的因素，朱元璋最终不得不放弃迁都计划。

　　二、分封宗藩与靖难之役

　　水乐北迁的直接原因之一是靖难之役。引发这次战争的主要原因，则是朱元璋的继任者建文帝朱允炆推行的一系列新政。而其中的削藩政策，即削减甚至解除朱元璋所封藩王的特权，则是引发靖难之役的直接原因。

　　在明代以前，中国历史上虽然曾存在过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政体，但到唐代，实行郡县制已经成为共识。但朱元璋在立国之后，却反其道而行之，声称“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不幸的是，朱元璋的法定继承人皇太子朱标的突然过世，不仅使年轻的皇太孙朱允炆过早地继承了皇位，被推向前台，而且也使原先相对平衡的皇权与王权关系面临着失衡的危险。为消除这一隐患，年轻的朱允炆在齐泰、黄子澄等人的支持下，开始削藩，并先后废除周王、湘王、齐王、代王、岷王等王，其矛头直指当时年龄最长、势力最大的燕王朱棣。

　　面临巨大压力的朱棣，在经过一系列谋划之后，于建文元年（1399）七月初毅然起兵，由此掀开了一场历时四年之久的南北战争，史称“靖难之役”。

　　经过四年的拼杀，朱棣率领的燕军最终在建文四年（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三日，顺利进入京师。朱棣宣布恢复洪武旧制，革除“建文”年号，并对数百位不愿意迎降的建文旧臣进行了大肆屠戮，中央官员的组成结构也发生了颠覆性变化。这种变化的直接后果之一，是篡位的朱棣能绝对控制中央朝廷，并保证其统治意志和重大决策能获得不折不扣的施行。永乐北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步步得以推进的。

　　三、永乐迁都的过程

　　迁都北京（北平）是朱棣的既定方针。在长达近20年的时间内，他精心筹划，步步为营，克服千难万险，最终实现这一宏大的目标，创造了历史奇迹。

　　朱棣登基之后，首先提高北平的地位。永乐元年（1403）正月，朱棣接受大臣所谓古代帝王都将其发迹之地升格，而北平则是朱棣的龙兴之地，也应按照朱元璋建设中都凤阳那样予以升格之建议，正式改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永乐四年，朱棣开始为大规模改建北京城作准备。

　　永乐十四年九月，因汉王朱高煦异动，朱棣由北京南返，十月回到南京。十一月，朱棣主持召开了重臣会议，讨论北京的营建和迁都问题。结果是君臣最终统一了思想，认为北京“河山巩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朴，物产丰富”，是“天府之国，帝王之都”，决定继续营建。不久，朱棣又重新任命相关负责人。永乐十五年三月，朱棣从南京出发，开始了第三次北巡，五月到达北京，此后朱棣再也没有回过南京。

　　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朱棣在亲征蒙古的归途中突发急病，逝于榆木川。皇太子朱高炽登基，改元“洪熙”。朱高炽即位后，随即对其父朱棣的一系列政策进行调整，迁都问题就是其中的重点之一。

　　与朱棣不同的是，朱高炽对南京怀有深厚的感情。在永乐十八年底回到北京之前，朱高炽曾长期生活在南京，井在朱棣离开南京期间，以皇太子的身份在南京监国。更重要的是，朱高炽对其父的迁都之举井不认同，此前虽碍于身份不便公开反对，但重新回归南京应该是其真实的想法。事实上，登基后的朱高炽，立即启动了回迁南京的准备工作。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原先身体一直欠佳的朱高炽，突然于五月十二日病逝。

　　不过，其继任者宣德帝朱瞻基，对此却并不认同。父子两人在迁都问题上的态度，可谓南辕北辙。深得祖父宠爱的朱瞻基，自幼就跟随在朱棣的左右，长期生活在北方，对北京有着较深的感情。因此，即位以后的朱瞻基，并不愿意迁都南京。

　　正统六年十月，正统帝朱祁镇（英宗）开始在奉天殿视朝，并移居乾清宫。为此，朱祁镇派遣官员分别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和山川诸神。不久，他又正式下令去掉北京中央诸衙门之前的“行在”二字，南京中央诸衙门则一律加上“南京”二字。至此，北京重新取得了京师的地位，而南京则降格为陪都。明初开国以来前后持续70余年的定都问题，至此终于尘埃落定。

　　四、永乐北迁的原因和影响

　　永乐北迁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解读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和影响，至今仍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毋庸讳言，永乐北迁与朱棣本人的偏好密不可分。北京作为燕王封地，曾是朱棣长期生活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北京还是后来朱棣靖难起兵、争夺天下的根本之地，为其推翻建文、谋取大位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也被视作是龙兴之地。与此相反，南京给朱棣留下的则是诸多的负面记忆。无论其理由多么冠冕堂皇，却都不能改变靖难之役的本质，即朱棣以武力推翻其父亲指定的合法继承人建文帝，这在当时就是大逆不道的篡位。而朱棣进入南京以后对不愿合作的建文旧臣的残酷屠杀，也突破了当时政治伦理的底线。以常理推断，朱棣对这些行为应该是有极大的心理负担的，因此也很难对南京产生亲近感，更不会愿意长期在这里生活。远离南京，回归北京，对朱棣来说，大概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相对于朱棣的个人偏好而言，促成永乐北迁更重要的因素是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朱元璋开国之初定都南京，固然无可非议，但南京作为首都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朱元璋在世之时，曾采取措施试图弥补，但最终并没有解决。如何有效地统治广大的北方地区、如何防范退入蒙古高原的北元势力，以及如何控制驻扎在北方地区的庞大军队等，都是永乐帝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重大问题。此外，永乐帝还面临着一项更大的挑战，那就是如何将朱元璋建立的这个具有鲜明南方地域特色和局限的开国政权模式，改造成一个格局更大的真正的大统一政权模式。迁都北京，将政治、军事中心重新回归北方，虽不能完全解决上述问题，但确实是当时比较可行的应对之策。

　　永乐北迁这一庞大的工程之所以能够完成，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得益于朱元璋留下的遗产。朱元璋开国之后，不仅社会日趋稳定，经济逐步恢复，朝廷财政充裕，国力稳步上升，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建立起来的那一整套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为核心、以户籍和土地控制为手段、以实物和力役征发为主体的国家管理模式及其强大的执行力，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和动员全国的经济、社会等诸多资源，并将之有效地服务于各类国家和地方工程。永乐帝正是依凭这些遗产，才最终实现了其北迁的理想。当然，其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沉重的。也正是因为他的过度消耗，永乐之后的经济、社会千疮百孔。其难以为继的后继者，不得不推行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举措，以收拾残局。

　　永乐北迁，改变了洪武时期确立的明代政治版图，而北京和南京是受此影响最大的两个城市。在元朝灭亡之后一度失落的北京，在永乐北迁之后又重新恢复了京师的地位，成为全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等中心。不过，在北京重新崛起的过程中，南方因素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相对于元代的大都而言，此时的北京城已经脱胎换骨。

　　而永乐北迁后的南京，之所以还能保留其陪都的地位，这一方面固然得益于朱元璋的祖训，但另一方面也与南京本身的地位有关。毫无疑问，即使在政治功能下降之后，南京仍然是仅次于北京的城市。尤其是其位居江南的区位优势，更是其他城市难以望其项背的。作为经济最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南京对当时朝廷的贡献不可替代。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明代的南北两京制是一种妥协的结果，因为当时的北京与南京，虽存在着相互竞争，但更多的是强强联合，密不可分。对此，明人丘濬曾深刻地指出：“文皇帝迁都金台，天下万世之大势也。盖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并建两京，所以宅中图治，足食足兵，据形势之要，而为四方之极者也。用东南之财赋，统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

　　（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